古代书院如何成为“文化综合体” | 文化中国行

国家典籍博物馆内“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典籍里的书院”展览现场 视觉中国供图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典籍里的书院”展览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中。展品中，有记载商代教育的史料——“教戍”甲骨、东汉熹平石经《论语》残石、唐代科举考试的对策范本集——唐写本《对策》，以及金石拓片、善本古籍等多种类型展品，立体呈现书院文化。

　　说到书院，大家脑海中可能会出现现代大学中的书院，或者古代文献、影视剧里年轻学子坐在一起读书讨论的场景。在中国历史上，从初唐至宋代，书院逐渐具备了读书、藏书、修书、讲学、刻书、祭祀等多种功能。

　　“图书馆”与“出版社”

　　展览分为“书院经纬”“洙泗之风”“学以载道”3个单元。其中，“洙泗之风”单元分为俎豆馨香、载籍载道、惟教学半、制度经济4个板块。“载籍载道”通过讲述历代书院藏书和刻书，展现书籍与书院的“血脉之亲”，进而阐释书院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研究学问的教学宗旨。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其历史可追溯至唐初。开元年间，唐玄宗在长安和洛阳分别设立丽正修书院，后统一改名集贤殿书院。集贤殿书院承担了国家修书、藏书的重任，还兼具侍讲、顾问、赋诗、宴饮等多重功能。中唐至五代，民间书院逐渐增多，大多是士人读书场所。

　　宋代文化事业进入空前发达的黄金时代，书院逐渐发展成为集讲学、祭祀、藏书、刻书等职能于一身的教育机构。南宋虽偏安一隅，出版业却愈加兴盛，许多有经济实力的书院刊刻典籍，这个功能有点类似于今日的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的刻书系统主要包括官刻、私刻、坊刻与书院刻书、寺观刻书，宋元时期的书院刻书，以校勘精审、纸墨精美被称为“书院本”。

　　宋代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与科技发展的高峰期，是出版发展成熟，堪称绚烂的时代，也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

　　讲解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宋代是雕版印刷术走向成熟的时期，所以这个时期的很多书籍非常具有版本价值。如白鹭洲书院刻印《汉书》《后汉书》等、建安书院刻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等，均为宋刻精品。“一些珍贵的宋刻本保存至今颇为不易，它保存了当时的蝴蝶装（属于册页装订形式，因书叶展开形似蝴蝶双翼而得名——记者注）原貌。”

　　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多书坊开始营销书籍。书院刻书也具有这样的特色，还会刊登广告去宣传自己的书；明代藩府书院刻书，因为藏书丰富、资金充足，刻书内容丰富，采用优质雕版工艺与印刷技术，版式整齐且用纸精良；到了清代，出版就更加系统化、规模化、常态化了。清代专注于经史研究与古籍整理的乾嘉学派，其兴起流布与学派学者、书院都紧密相关。

　　“纪念馆”与“名人堂”

　　早在西周时期，学子入学和学习期间已有祭祀活动。北宋，书院借鉴庙学之制，始行祭祀。之后，许多书院建立专祠进行祭祀，使祭祀成为书院的重要职能。南宋后逐渐与学术流派、地方文化结合，书院祭祀形成独立发展体系。

　　展览第二单元的“俎豆馨香”部分，介绍祭祀礼仪和祭祀对象，展现了“祭祀”作为古代书院的重要职能，是如何引导学子于书本之外，形成尊师、重道、尚贤的价值理念，宣扬潜心学术研究、修炼高尚品行的书院精神。其核心功能包括“正道脉而定所宗”以确立学统，以及“尊前贤励后学”以激励后进，与如今大学里的名人堂、纪念馆有几分相近之处。其用意不外乎树立榜样，以对先贤的尊崇和怀念，凝聚学子的归属感与向心力。

　　祭祀的对象也非常多元。从最常见的祭祀先师，像孔、孟等先贤；学派宗师，如岳麓书院专祀程颢、程颐、朱熹、张栻；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如书院所在地的名儒、乡贤。“特色是还会祭拜一些和学子们有关的神仙。比如魁星，魁星点斗是中国神话中主宰科举文运的神。”讲解员提到。

　　释奠、释菜是书院的主要祭祀礼仪，祭祀用品、举办时间、流程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书院有所差异。释奠通常以牲、酒、果、蔬祭祀，往往在新建书院及春秋两季，甚至四季都要举行。释奠仪式相对复杂，参与者在祭祀前要进行斋戒、沐浴等预备活动，祭祀流程一般包括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等。释菜通常以菜蔬祭祀，往往在书院开学、院址迁移时举行，也有在每月朔日（农历初一）或其他日期举行的，流程相对简单。

　　《史记一百三十卷》，明白鹿洞书院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怡蒙/摄

　　“教研室”与“实验室”

　　展览的第三单元“学以载道”分为先王之教、师道复兴、学统四起、北传继道、重振明伦、崇实致用、贯古通今7个板块，以人物为线索，呈现书院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关系，突出书院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的作用。

　　一代代“书院人”砥砺学问、传道立学的教育精神，展现古代书院学派林立，群星璀璨，就像如今大学里的教研室、实验室，专家学者汇聚于此，精进教育方法和学术理论。

　　“先王之教”介绍孔子、孟子、荀子的教育思想，宣扬儒家安身立命、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后世书院教育的先声；“师道复兴”讲述中唐时期儒学经历佛道冲击后，兴起师道复兴运动，以及宋初儒者重建儒学体系，促进书院的发展。

　　宋代读书人继承发扬前代学者胸怀天下的万丈雄心，以书院为阵地传播发展儒学，书院主张传道济世、以学为本、包容互鉴的教学精神，产生了德育考察、自由讲学、会讲辩论等教学方法与制度，孕育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儒家理学流派。“学统四起”主要梳理两宋时期学者以书院为平台，研究、传播、丰富儒家学说，推动儒学多元化发展的盛况。

　　元代以后，书院随时局的变化而起落盛衰。元代名臣、儒士、少数民族等不同群体参与书院建设和教育事业，共同促进儒学的普及和传播；到了明代，王守仁及其后学努力复兴书院、传播学术，书院和学术因心学的发展达到再次融合的高峰。

　　但明末社会危机加剧，针对王学末流产生的流弊，开始出现复兴朱学的学术风气。实学潮流在明亡清兴后更是空前强劲，从道德规范层面的笃实践履，转向重视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不同学派以书院为阵地传播思想。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形势使儒学遭遇重大挑战，要求废止传统书院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对此持不同意见。守住传统、延续道脉与谋求变革、应对现实之间，如何取舍，朝野上下，意见纷纭，清末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人物，以“中体西用”观点为指导，参与书院的改革与改制。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表示，从最初私人隐居读书的所在，逐渐发展为辟舍建院、聚书收徒、讲学布道，再到研究学问、教化民众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经过千年流变，既是传统儒家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之地，更是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守正创新的见证、中华文明以教立国的典范。

　　“作为围绕书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为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学风士气的培育养成，以及中华文明的弘扬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明代开始，书院还被朝鲜、日本和一些南亚国家以及欧美地区引入，近代更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邓洪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