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然还给自然

　　奔跑的藏野驴 杨海/摄

    从西宁出发，沿着109国道向西南方向行驶70公里，日月山就到了。这里是黄土高原的最西缘，山北侧能看到成片的小麦和青稞，还有用黄土垒成的院墙。翻过山，海拔逐渐升高，农作物消失不见，换作绵延起伏的大片草场，黑色的牦牛和白色的绵羊在天地间格外显眼。草地再往上是黑色的山，石头裸露在外面，如刀劈一般。

　　如果从格尔木市向南行驶20公里，就能清晰地看到柴达木盆地的边界。平坦的戈壁滩上陡然升起一堵巨墙，昆仑山在此以近乎直的垂直角度矗立起来，穿过云层，连飞鸟都难以越过。继续向南穿过100多公里宽的山脉，从昆仑山口出来时，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无人区可可西里，草是青黄的，小块裸露的土壤嵌在草地上，几乎见不到牲畜。

　　这两座城市和周边地区集中了青海省70%以上的人口，但他们很少有机会穿过这两座身边的大山，抵达青海的另一面。那里是青藏高原的腹地三江源地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都发源于此。

　　虽然只有一山之隔，这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七成，年平均气温普遍在零摄氏度以下。生活在这里的大多都是牧民，人口密度极低。有时开车行驶上百公里，只能在草原上看到几顶毡房。

　　对大部分青海人甚至中国人来说，三江源仍然是一处秘境。哪怕是开往西藏列车上的旅客，三江源之于他们也不过是车窗外的匆匆一瞥。很少有人真正到达过这里，也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这片土地的意义。

　　牦牛和旱獭 彭年/摄

　　事实上，下游能通航10万吨级轮船的长江，总水量的四分之一来自于这片区域。黄河总水量的一半，澜沧江总水量的15%也都来源于此。这里是全国乃至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虽然与内地距离遥远，又有山川阻隔，但这里的任何一丝变化，都会影响到下游的生态安全。

　　三江源是全球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反应最敏感的区域之一。因为长期的违规开矿和过度放牧，到本世纪初时，三江源几乎经历了千百年来最差的时期：草场退化，裸露出大片黑土滩；水土流失后，草地变成沙土地；湖泊面积缩小，冰川快速消融。

　　2005年，三江源成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2015年的一项评估里，三江源经过10年左右的保护，生态恶化得以“初步遏制，局部好转”。但三江源的保护仍然令人堪忧。

　　十九大期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透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审定三江源等4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目的就是把总面积21.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给自然”。

　　去年6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西宁挂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这场改革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生态保护的现状。不管是生活在三江源地区的人们，还是这里的野生动物，甚至是下游的数亿人口，都不可避免地与这场改革联系在了一起。

　　牧民起起落落的日子

　　翻过日月山向南，穿过共和盆地，在靠近玛多县城时，公路两侧的草地开始向湿地过渡。

　　草原上遍布着蜿蜒的河流和大大小小的水洼，水面上倒映着白色的云彩。阳光照射下来，整片草原都泛着星星点点的光芒。阴天时，乌云几乎压在草原上。强光穿过，一缕缕的云雾像是从云层中漏下来一般，在空气中形成一道薄薄的帘子。

　　这里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最北端的黄河源园区，占据了玛多县75%的面积。园区内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两个最大的湖泊，鄂陵湖水在它东段的一个出口无声流出，这条30米宽的小河自此才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黄河。

　　玛多被称为“千湖之县”，县域内有大小湖泊4000多个。这些湖泊遍布在草原上，然后通过河流连接起来，使整个玛多县成为一个巨大的蓄水池。

　　黄河之所以能日夜不息奔腾而下，冲积出孕育华夏文明的河套平原和华北平原，都离不开这些湖泊湿地的蓄水功能。

　　可在2004年，鄂陵湖边那个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没断流过的黄河出水口，第一次停歇了。

　　巴颜喀拉山上的生态管护员 彭年/摄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玛多县的湖泊就开始陆续干涸。到2004年时，这个“千湖之县”内，面积大于0.06平方公里（相当于9个足球场大小）的湖泊只剩下200多个。同时，从1983年到2004年，玛多县70%的可利用草场已经沙化和退化，湿地面积减少了80%。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牧民抱怨草场上“老鼠洞多到数不过来”，野生动物也越来越难见到。

　　如此巨变，除了那几年降雨量偏低等自然原因，人们也在一片对财富的狂热追逐中，摧毁着自己的家园。

　　这是玛多县最伤痛的记忆之一。玛多县县长利加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时，县里开始“牧业学大寨”，生产队铆足劲把每片草场上都放满牛羊，最高时整个县的牲畜达到了上百万头。

　　草皮之下，还有藏在沙土里的金子。

　　“尕手扶开上了玛多的金场里走，一路上的少年唱不完，不知不觉地翻过了日月山……”在一首青海人耳熟能详的“花儿”《沙娃泪》里，描述了当年各路人马蜂拥至玛多开采金矿的场景。

　　那时改革开放已经在全国铺开，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东南沿海。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西部偏远的小县却攀上了全国“首富县”的位置——从1980年到1983年，玛多县年人均收入超过150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城市职工3年的收入。

　　满山遍野的牛羊很快啃光了每一寸草皮，采金人散去后，留下一处处矿坑，原本新茬接旧茬的草场开始青黄不接。玛多人很快从首富的位置跌落，牛羊数量锐减，再次回到那个默默无闻的贫困县。

　　玛多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等到伤口愈合。可很快，一次更彻底的灾难发生了。

　　玛多县城边上的云雾 吴岸彪/摄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田俊量对这场悲剧记忆深刻。1996年玛多开始包产到户，每家牧民都尽可能增加牲畜量，最高时整个玛多县承载了160万头牲畜，“成为全国载畜量排名前10的县”。

　　“这就造成了局部的过牧，草原沙化比较严重。”田俊量停顿了一下说，“最后整个县都没一片完整的草场，有些牧民失去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只能流落他乡，要饭去了。”

　　这是本世纪初出现在青藏高原的“生态难民”，加上黄河源断流，草原变荒漠，它让包括田俊量在内的很多三江源人看到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态是如何支配着人们的生存。

　　比生态移民更合理的路？

　　改变是在黄河源断流一年后开始的。2005年，国务院批准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以下简称一期工程）快速上马。

　　一期工程里，除了人工增雨等措施外，对放牧活动的限制成为重中之重。玛多县作为整个三江源地区生态恶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也成了禁牧、退牧力度最大的地区。

　　按照《规划》，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设置了核心区和缓冲区，这两个区域完全禁止人类生产建设活动。原本生活在这两个区域的牧民卖掉自己的牛羊，下山搬到了政府的安置房，成了“生态移民”。

　　新的矿藏也不断在玛多被探明。一处黄金储量37吨，白银储量100多吨的金矿已经详勘了10年，但县长利加清楚，那里“一块石头都不能动”。

　　那些未被划进核心区和缓冲区的草场，也不再允许无节制地放牧。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管理部门根据草场的面积、质量以及地质特征，规定了单位面积草场的最高载畜量。在《规划》里，这项措施被称作“草畜平衡”。措施执行后，曾经拥有160万头牲畜的玛多县，在数年内，牲畜数量降到了如今的13万头。

　　可可西里上的藏羚羊 杨海/摄

　　工程效果十分显著，扎陵湖、鄂陵湖的水位不断上升，黄河源附近的水电站不得不开闸泄洪。原本已经变成沙土地的草原又重新绿了起来，野生动物开始频繁出现在草原上，甚至有人靠近时，它们不再惊慌逃散。

　　与生态环境一起改变的，还有玛多县上万名牧民的生活方式。牧民不再是牧民，他们从不通路、不通电的放牧生活中直接来到城镇。看起来他们拥抱了现代文明，但在以后的生活中，生出了众多让管理者始料未及的问题。

　　参与了这项工程的田俊量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期工程中三江源保护区共有5万多名“生态移民”下山，这些移民到城镇安家后，很多都找不到生活的门路。

　　“当地的条件比较差，市场和产业基础是非常单薄的。”田俊量说，“人下来了，但是没有工作机会。”

　　“移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国家补助来维持。

　　“每户每年草原奖补、草蓄平衡补助加一起，大概四五万元。”田俊量介绍，比起在山上，牧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不少。

　　这个有着十多年生态保护经验的官员坦言，在三江源管理部门内部，“生态移民”工程被认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这次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改革启动前，国务院给青海定了三个“不”，其中一个，就是“不搞生态移民”。

　　“三江源不像其他地区，比如黄土高原，很多区域已经没有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了。三江源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可以合理利用，这么多年下来，大自然和当地的牧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田俊量解释，现在三江源的核心区和缓冲区还有6000多名牧民，他们不必下山，“但只能保留口粮畜，不能扩大生产”。

　　国家公园试点成立后，改善园区内牧民的生活质量也被写进工作计划。为此，国家公园试点设置了生态保护公益岗位，让牧民做“生态管护员”，领取固定工资。

　　在玛多县的黄河源园区，2600多户牧民家庭里，已经有2100人上岗“生态管护员”。按照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规划，未来几年内，公益岗位将达到户均一人。

　　柴达木盆地边缘上的昆仑山 杨海/摄

　　“三江源地区的人口密度很低，要是纯靠技术手段，很难进行很好的生态保护，保护的主体还得靠当地的牧户。”在田俊量看来，公益岗位不仅改善了园区的民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生态保护的覆盖面。

　　原本住在扎陵湖旁边的牧民索索，几年前处理掉了自己的60头牛羊。去年，他成了一个全职的生态管护员。现在他手里的马鞭换成了巡护日志，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摩托车到40公里外的扎陵湖边，观察记录草场、水源和动物种群数量等的变化，然后捡起进入视野的每一处垃圾。

　　“之前放牧时，每年割羊毛挤羊奶的收入大概两万多块，现在做管护员差不多也是这个数目。”站在海拔4600多米的扎陵湖边，索索迎着寒风说。

　　只不过，这些收入放在县城，却要打上不少折扣。田俊量算过一笔账，一户牧民一年要吃4头牛、20多只羊，而这些都不能再像放牧时那样自给自足。

　　“在县城，一袋牛粪都要12块钱，这是他们的能源。”田俊量提高音量反问，“一袋牛粪能干什么？只能煮一大锅手抓肉。”

　　对索索来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自己用牺牲的生活质量换来的，是年迈的父母生病时可以随时送进县城的医院，而不是在草原上求医无门；两个孩子也可以上县城的学校，让这家人多出了一分走出高原的可能。

　　“现在的大方向是老百姓的房子还是要盖，集中居住之后，教育、医疗都比较好解决。”在田俊量和一些政策制定者看来，这或许是条合适的出路：老人孩子留在城镇的房子里，家里的劳动力可以回到草原继续放牧。

　　在长江源园区涉及的治多县，现在全县人口的74%都在县城有房子。这些迁过来的牧民里，三分之一是三江源一期工程时的生态移民，剩下的三分之二是自愿迁到县城的。

　　“他们就是老人孩子留守县城，男人女人上山放牧。”田俊量说。

　　失去牛羊后，索索很难再回到放牧的生活了。“现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各类技能培训抓得很紧，都是针对一期工程时的生态移民的。”一位青海当地的官员说。

　　“太偏重生态保护，轻视了民生，现在就出现了棘手的问题。”田俊量说这是一期工程留下的经验教训。现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系统内的同仁都已经明白，生态保护不是只解决如何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

　　一度濒危的动物，现在又为它们“数量过多”发愁

　　退牧限牧后的三江源，家畜少了，野生动物就多了起来。

　　开车行驶在高原上，公路两侧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成群的牦牛占据着“自家草场”，藏野驴忽然结队出现在一旁，双方几乎没有试探，就开始在同一片草场上各自埋头吃草。在河边，这两种动物甚至会混杂在一起，排成一排喝水。

　　如果下车仔细观察，人们会发现旱獭是草原上最常见的动物之一。这种习惯被人称作“土拨鼠”的啮齿类动物喜欢站立不动，从远处看很像一块木头。它们的动作迅速，但间隔时间又长，行动起来就像一幕定格动画。

　　在可可西里，藏羚羊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1万多只，上升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

　　食草类动物重新活跃在草原上后，食肉类动物也多了起来。

　　在治多县，仅今年上半年，已经有了几次雪豹“逛县城”的记录。牧民撞见棕熊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鄂陵湖 彭年/摄

　　野生动物保护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在田俊量眼中，不论是拳头大小的鼠兔，还是体型和面包车相当的野牦牛，都是三江源生态链上的重要环节。

　　只不过，一些一度濒危的动物，现在又有人为它们“数量过多”发愁。

　　2012年时，藏野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也是我国的一级保护动物。

　　这种看起来颇为温顺的动物，食量却大得惊人：一头藏野驴的食草量相当于4头牦牛，或者6只山羊。

　　“藏野驴奔跑速度很快，专挑牧草好的地方啃吃。”在一次采访中，一位玛多县农牧局干部感叹。这名干部估算，加上鹿、藏原羚，整个玛多县的大型食草动物大概有20多万只，“已经远远超过了全县的牲畜量”。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来兴介绍，根据牧民反映，近些年三江源地区的大型野生食草动物种群数量恢复迅速，“草地载畜压力不断增大”。

　　田俊量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禁牧是为了保护草场，现在牧场空了出来，野生动物却不受限制地增长，最终可能又破坏了草场。

　　“去年青海省两会时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甚至有人提议恢复狩猎。”田俊量笑笑说。“管理局的态度是先把事情搞清楚，不能看到一群野驴把草场吃坏了，就要杀野驴，这不合法，也不合理。”

　　他向记者透露，今年管理局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做了“野生动物本底调查”。管理局会评估调查结果，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进行种群干预，包括狩猎、节育等措施。

　　事实上，对那些破坏草场的动物，三江源的管理者已经做过干预。

　　一期工程时，为了治理草原上泛滥的鼠患，有些地区曾在鼠兔洞口投放剧毒。只不过，这个干预措施没有让鼠兔数量明显下降，它们的天敌老鹰反而越来越少。

　　现在的草原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竖起一根孤零零的“电线杆”，上面没有电线。这是管理局为鹰和猎隼提供歇脚点的“鹰架”。效果立竿见影，鹰隼多了，鼠兔的数量也逐渐降了下来。

　　还有些干预，是以保护的名义进行的。

　　玛多县湿地 彭年/摄

　　每年的六七月，藏羚羊都会从各个方向赶到可可西里的卓乃湖边产仔。藏羚羊保护站的巡山队员、狼群，或许还有隐藏在某处洼地里的盗猎分子，都会聚集在这片区域，注视着这一幕。

　　狼群等待着小羊的出生，然后叼走那些被遗弃或者走失的羊羔。

　　盗猎分子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了，对巡山队员来说，现在的保护就是“赶走狼群，把落单的小藏羚羊抱回保护站喂养”。

　　“实在太可怜了，我们看不下去。”索南达杰保护站前站长才仁桑周皱了皱眉头说。

　　在田俊量看来，这样的故事虽然感人，但并不值得推崇。“保护藏羚羊也要顺其自然，狼吃老幼病残的藏羚羊，这是千百年来的自然法则。”

　　“在可可西里，狼和雪豹的数量是整个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志性数据。如果藏羚羊多了，而狼的数量没增多，这就说明整个生态系统还是不够健康。”田俊量说。

　　三江源的很多保护工作都被称作“生态修复”，对管理部门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一地区尽可能地恢复到它原本的样子——生存在这里的人、动物和一草一木，共同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达到一种内在的平衡。

　　“不能因为一纸行政命令就不顾生态后果”

　　不管是对草场，还是野生动物，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成立10多年来，在保护技术上已经探索出了很多经验。但让田俊量感到无奈的是，在原有的生态保护体制下，再好的保护技术，有时也很难推行下去。

　　他面对的是一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保护区虽然是国家级的，但是分布在各州县境内，地方政府对自己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拥有管辖权。保护区里的牛羊归牧业局管，水归水利局管，山归林业局管……保护区管理局与这些部门没有上下级关系，很多时候只能起到协调作用，身份上更像是一个“业务指导”。

　　因为权责不清，生态保护与地方利益冲突时，往往也只能妥协。

　　“今年8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在青海时，发现自然保护区有不少违规的采沙场、烧砖厂、修路之类的案件。”田俊量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哪些地方可以采沙，哪些地方可以盖房子，都是地方政府说了算。”

　　而在全国，前三批中央环保督察组接到的违规案件中，67%都发生在自然保护区内。

　　“我们国家的保护区面积占森林总面积的比例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但我们的保护成效比起美国，甚至非洲都差很远。”田俊量对比研究过不少国外的案例，“有的地方，没搞保护区时生态非常好，搞了保护区后就开始大规模搞开发，搞旅游，生态反而变差了。”

　　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委联合通过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在自然保护区体系运行了近40年后，一种新的生态保护体制提上了日程。

　　去年6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成立。这意味着，国内第一家国家公园已经划清边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从里到外的改革。

　　三江源国家公园共涉及到青海的4个县，其中黄河源园区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境内。长江源园区面积最大，包括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治多和曲麻莱两个县的4个乡，以及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澜沧江源园区在玉树的杂多县境内。

　　管理局在4个县分设管理处，实行垂直管理。管理处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一个是生态资源执法局。

　　这两个新机构整合了国土、环保、林业、农牧等部门的相关职责和人员，“整建制地转移了过去”。

　　对这4个县来说，新机构的设立不只是岗位调动、编制调整，也是一场权力的再分配。

　　去年12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方案》，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全国的3个试点之一。

　　事实上，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以来，“三定”方案（定岗位、定编制、定职责）就一直排在工作日程的前列。现在管理局和各管理处的岗位和编制都已经确定下来，但“职责”却一直没能明确。

　　这个的问题同样困扰着长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副主任韩建武。他坦言，管理处成立后，生态公益岗位、野生动物保护之类的工作很好推行，但只要是涉及到山水林草的，“还是有一定难度”。

　　“现在园区内哪一块地要怎么用，一些手续还是县上和州上国土部门的审批。”这个身兼曲麻莱县常务副县长的官员没有想到，自己以管理处的名义跟州县的相关部门协调工作时，会出现不少麻烦。

　　“像我们这种偏远地区，地方政府手上有相应的权力，他们才能开展好工作。现在等于把他们的权力削弱了，肯定会触及他们的利益。” 田俊量也深知改革的难度，但他也清楚，“管理权是保护工作的根子。”

　　今年10月，“三定”方案的最后一项“定职责”终于批复下来。

　　方案明确了，由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一家机构，统一行使对园区内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这样的方案也在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体现：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因为自然资源属于全民所有，这个权力本来应该由国务院行使的，现在国务院委托青海省政府代管。”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解释道。“我们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来行使这个职责，但不能再做第二次委托，所以我们必须是垂直管理。”

　　与此对应的是，青海省的农牧厅、林业厅、水利厅、国土资源厅等部门，在园区范围内的有关管理职责，包括土地的审批权、矿业的审批权，全部划归到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在县上，原有的农牧局、林业局等部门则会直接撤掉。

　　“县级政府以后只负责民生改善、市场管理等工作。”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以后县政府再没有权力规定这块草地该养多少只羊，那块草地能不能搞开发了。

　　今年8月，媒体曝光治多和曲麻莱两个县有几处已经被叫停的盗采矿点，一直没有修复。玉树州政府迅速回应，“马上整治”。但这一次，积极的州政府却被新成立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泼了一盆冷水。

　　“怎么恢复还需要评估，比如复土时，要到哪取土？不能因为整治这几个矿造成更大的生态破坏。”管理局的人告诉记者，是管理局拦下了这次行动。

　　同样在8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到玛多后，要求拆除一处建在黄河源上的水电站。但是管理局却认为，拆除后鄂陵湖水位会下降2米左右，然后形成几十平方公里的裸露地，“容易破坏已经形成的生态系统”。

　　“放在以前说拆就拆了，既完成了行政命令，又能拿到项目款。”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笑了笑说，随后又恢复了严肃，“不能因为一纸行政命令就不顾生态后果”。

　　为了这座早就停止发电的水电站，管理局又特意找到环保部领导沟通。

　　按照计划，这座本该在10月份就要“拆除完毕”的水电站，如今一半已经在县政府的命令下拆成一片瓦砾，另外一半仍然牢牢守着鄂陵湖的出水口，像一座堡垒，保证着黄河源头的生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