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才子佳人兼于一身

　　漫画：程璨

　　导读

　　陈衡哲说自己是一个“标本”，本文作者说陈衡哲是一个“传奇”：假如她17岁那年接受了父亲从高官家庭挑选来的年轻夫婿，那她还会成为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女生、中国现代第一位大学女教授、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作者（其短篇小说《一日》刊于1917年《留美学生季报》）、第一位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4次）的中国女学者吗？今天阅读陈衡哲的意义在于：她从她的时代一路精彩走来，同时也成为她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

　　1949年，储安平宴请即将到上海定居的任鸿隽和陈衡哲夫妇。储安平当时离婚了，遂请杨绛替他招待女客。席间，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遗憾钱锺书去了南京没能到场，开玩笑说钱、杨是一对才子佳人，杨绛连忙说：“陈先生可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呢。”这是杨绛第一次见到陈衡哲，杨绛描写到陈衡哲被恭维的那一瞬间：“陈衡哲先生的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她听了我的话，立即和身边一位温文儒雅的瘦高个儿先生交换了一个眼色，我知道这一位准是任先生了。我看见她眼里的笑意传到了他的嘴角……”

　　------------------------------------------------

　　1、她赢得很多第一

　　17岁那年，陈衡哲（笔名莎菲，1890~1976年）在四川郫县（今为成都郫都区）任代理县官的父亲告诉她，已替她从一个高官家庭挑选了一位人品良好的年轻人做丈夫。因为不希望当一个保守的父亲，所以他预先跟女儿商量婚事。

　　当意识到未来整个人生取决于自己的回答时，陈衡哲态度坚决，表示“不想结婚”，“永远都不结婚”！父亲起初大发雷霆，母亲则用家族中那些单身亲属的不幸遭遇作例子，试图说服她：一个女子无论多么聪明能干或是志向远大，她的正常生活还是结婚。

　　陈衡哲当时看似笃定和执拗，其实心底更多的还是少年的茫然。此前她在上海学医3年，家属往往到产妇危在旦夕了才肯去请西医，所以她见过太多不正常的分娩，也绝不想亲身经历；与此同时，她朦胧意识到，自己既然抱有在知识界发展的渴望，就必须保持自由，而周围的已婚女子显然没有人能享受多少自由；而且，她也无法忍受自己嫁给一个陌生人。

　　因为陈衡哲的强硬个性和父母的开明，抗婚成功了。父亲妥协之后开玩笑说，要在衙门后面给她盖个尼姑庵。然而，接下去的日子过得心乱如麻：且不论亲友们的担忧与好奇，未来对她，就如同黑灯瞎火中无从迈步一般——假如她不能像当时官绅人家所有的同龄女子那样，顺理成章嫁人，成为士大夫家庭的体面少奶奶，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她固然素有一腔抱负，舅舅很早就注意到她的天赋，母亲也一向相信她能有所成就，光耀门庭。但那是清代末年，中国还没有女子能上的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女高师、女师大）要1917年才开始招生，北京大学1920年才首批招收女生——很有可能，她要为自己的叛逆与另类付出惨痛代价。

　　在无奈和焦虑中，陈衡哲到常熟姑母家住了3年，“等待着一个镜花水月似的求学的新机会”。姑母懂中医，能烹饪，擅书法，有迷人的个性、深湛的修养，也有烦恼不堪的家事——她的儿媳婚前就有鸦片烟瘾，过门后将儿子也染成烟鬼，田庄收益已经入不敷出，深宅大院与花园以后都将转卖他人。姑母时常带着美食、杜诗与自己的诗作，携心爱的侄女乘船出游。在诸多侄儿女中，她最偏爱陈衡哲。但山光水色、诗词歌赋再怡人，陈衡哲都无法完全拂去忧虑：前途本已一派黯淡，清朝灭亡后父亲赋闲，又失去了在银行的存款，家庭经济陷入危机。1913年冬，姑母介绍陈衡哲到自己的好朋友处当家庭教师，每月除食宿外有20元收入，稍稍可补贴家用。

　　陈衡哲的舅舅庄蕴宽（字思缄）跟姑母一样，对她一生有至为关键的影响。舅舅较早接触欧美文化，又有深厚的旧学根基，曾任梧州知府、广东武备学堂总办等职。13岁时，陈衡哲去广州舅舅家生活过1年，舅舅给了她新学的启蒙和立身处世的教诲，在封闭、狭隘的世风里，为少年陈衡哲开启了一扇稀有的张望世界的窗户，并鼓励她学习那些独立的西洋女子。舅舅强调，世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有三种：安命、怨命与造命，他相信她是“造命”的材料。然而，陈衡哲有几年南北奔波求学，遭遇诸多不顺。抗婚之后，读书深造的机会也无限渺茫，“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的值不得维持下去。”（《陈衡哲早年自传》）时间在苦闷愁烦中流逝，她即将满24岁了，“如何实现在文艺方面发展的志向”，却还看不见一丝微弱光线。

　　看陈衡哲的早年经历，忍不住要想到，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既取决于自身性格、才情，也和大时代的走向休戚相关。清末民初，中国亘古难逢的大变局来临，旧社会瓦解、新格局渐进中的秩序重建，令多少人从此改写命运，更让无数心高气傲却只能绕室彷徨的陈衡哲们，有机会逐渐投身社会，舒展被压抑的创造力，成为有独立意志与自主能力的新女性。陈衡哲幸运地成为其中的先行者。

　　1914年，报上刊载一则清华大学向全国招收留美女生的消息，令陈衡哲充满渴望。姑母支持她赴上海应试，最后她顺利通过考试，成为我国十位考取奖学金赴美的第一批公派女留学生之一。同行者中只有她不曾在教会学校读过书，她的英文得益于在上海中英女子医学院那3年的学习。姑母在报上见到她的名字，立即写信向在乡下家塾任教的侄女报喜。信还未读完，陈衡哲已经泪如潮涌。随后，她留美6年，先后就读于瓦萨学院、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20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1914年是陈衡哲的命途由蹇涩走向开阔的转捩点，她的名字前面，此后也才会缀有许多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第一”：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女生，中国现代第一位大学女教授，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作者（其短篇小说《一日》刊于1917年《留美学生季报》），第一位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4次）的中国女学者……她的代表作《西洋史》1926年问世后，洛阳纸贵，连续再版。胡适盛赞该书“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然下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功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五四”运动前夕，文化、科学的新浪潮已风起云涌，胡适与任鸿隽分别是白话文运动与科学救国运动的倡导人。胡适后来为陈衡哲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作序时回顾：1916年七八月间，他与任鸿隽、梅光迪等热衷于讨论文学问题，莎菲“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陈衡哲早年自传》回忆，7岁时父亲赴北京赶考，恰逢母亲生病了，遂由她给父亲写信报告近况。那时母亲已经教过她用文言文写信的格式，但她还无法熟练地填充内容，于是急中生智，只在每封信的开头、结尾采用符合规范的模式，中间则自由发挥，使用家乡话书写，还夹杂了不少自己发明的词以配合方言的发音。母亲看得笑了起来，但却一字未改就寄走，觉得其中充满了真情。父亲与伯父读了信，都觉得她这种特别的文体与新颖的处理非常有趣。陈衡哲由此想到，“为自己的思想感情寻找有创意的表达方式并非可望而不可即”；正是这段印象深刻的童年经历，使得她在胡适倡导白话文时成为唯一的支持者，“只有我给予这个孤独的斗士以道义上的支持”。她享受使用白话文的那种随心所欲、富于创意，“就算我爱好的古典诗歌也不能与这种自由的表达方式相提并论”。后来，陈衡哲还教会子女不但要用白话文，还要通过写信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感情，“结果再令我满意不过了”。

　　陈衡哲的旧学功底不浅，9岁就能作诗，从小在父母指导下背诵《尔雅》《黄帝内经》《诗经》《唐诗选》等。她留美后成为胡适的新文学主张志同道合的同路人，开始写作小说、散文、新诗，192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后来几次再版，1933年问世的《西风》和1938年出版的《衡哲散文集》也广受欢迎。后者收录了她的游记、传记以及关注妇女问题、教育与青年问题的时评50多篇。著名学者夏志清点评道：“读了这部文集，我认为陈衡哲的确算得上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

　　2、任鸿隽见而心喜

　　从前，局促的生活圈子让陈衡哲认定，结婚是与心灵被捆绑画等号的，她的选择只能非此即彼。所以，留学让她改变的，还有起初的独身想法。

　　陈衡哲生于常州武进一个诗书世家，曾祖母是一位四川才女，她开创了一个家族传统：每个出身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陈衡哲的母亲庄曜孚是著名画家，辛亥革命后曾经在苏州一所女校教书画课。陈衡哲的姑姑和姨妈们在绘画、诗歌、书法等领域也都各有建树。这种家学渊源，在江南尤其明显。明代中后期至清代、民国，江浙一带女诗人、女画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大家庭或亲属圈里的女子，都有深厚的文学艺术造诣。即便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位置上，陈衡哲对此也难掩骄傲：“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情况在西方文明开始影响中国的知识阶层之前就存在了。”

　　出色的家族文化背景和个人才华，带给陈衡哲浓厚的精英意识。她欣赏母亲和姑母那类人格、才华都出类拔萃的女性，对资质平庸和依附丈夫为荣的女子则不免有怒其不争的漠然乃至俯视。当然，她自己是那么卓尔不群，无疑有不言而喻的文化自豪感。这份自矜、自得固然也不妨孤芳自赏，但若是有知音欣赏、承接，乃至爱慕呢，岂不更是锦上添花？陈衡哲福气很好呢，任鸿隽（字叔永，1886~1961年）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任鸿隽祖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垫江的小官吏之家，从新式师范学堂毕业后，一度在家乡的中小学校教书，后赴上海中国公学深造。他1908年赴日留学，次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四川分会会长、书记。辛亥革命爆发后，任鸿隽在南京临时总统府任秘书，脍炙人口的《祭明孝陵文》便出自他的手笔。后来任鸿隽的兴趣转向实业与学问，前往美国，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硕士学位，胡适认为他的古文在留美同学中最为出色。1915年任鸿隽与赵元任等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任被选为董事长兼社长，发行《科学》月刊（1951年停刊）。回国后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务。任鸿隽主张“以发展科学为吾国之生命线”，他一生都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进步。

　　1915年，陈衡哲将署名莎菲的《来因女士传》投寄给《留美学生季报》。她的斐然文采，令总编辑任鸿隽见而心喜，觉得这份才情就算放在国内已不多见，在留学的女同学中更为难得，两人开始通信。1916年暑假，陈衡哲与任鸿隽在康奈尔大学所在的绮色佳首次相见。任鸿隽《五十自述》回忆：“心仪既久，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订终身之约焉。”那次见面后不久，任鸿隽赠她《为陈衡哲女士题异兰记》，有显而易见的倾心：“新陆不复见兰蕙，每忆清芬心如醉。何来幽介空谷姿，为君采撷书中缀……”当时任鸿隽与胡适等好友都热衷于写诗，有一天他收到陈衡哲随信寄来的两首五绝，其中一首为：“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荣光，已映清溪底。”喜欢得不得了，“学着化学家倍随留斯的话，说：我在新大陆发现了一个新诗人”。

　　30岁的陈衡哲与34岁的任鸿隽1920年回国后结婚，任鸿隽撰对联自贺美满姻缘，笔端溢满欢欣：“清香合供《来因传》，《新月》重填百字词。”上联写他俩因陈衡哲的《来因女士传》而订交，下联则记两人唱和时曾填有百字令《新月》。胡适书赠这对老友的婚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祝他们早生贵子、精于著述。他那首著名的新诗《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则写于一个月前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时。

　　据胡适讲述，他与陈衡哲见面以前已有书信频繁往还，几个月间，“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1917年春，任鸿隽邀约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好友胡适一道去瓦萨学院拜访陈衡哲，胡、陈才第一次会面。“我们三个朋友”相谈甚欢，“三人邮筒往返几无虚日”，他们激扬文字，探讨艺文，也玩笑调侃。看陈衡哲、胡适往来书信里很惬意地“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的确是有彼此爱慕的暗流涌动呢。胡适后来回忆：“我们当初几个朋友通信的乐趣真是无穷。我记得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房门上的铃响一下，门下小缝里‘哧’‘哧’地一封一封的信丢进来，我就跳起来，捡起地下的信，仍回到床上躺着看信。这里总有一信或一片是叔永的，或是莎菲的。”

　　胡适与陈衡哲的交往，确也引来旁人的诸多假设与求证。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胡适为1920年8月出生的女儿取名素斐，素斐也即莎菲。著名学者夏志清认为唐德刚道破了胡适的良苦用心：素斐之名“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萨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的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他认为陈衡哲在《小说月报》1924年10月号上发表的《洛绮思的问题》，“影射了陈、胡二人不寻常的关系，至少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迹的情书”。跟陈衡哲一度走得很近的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一文里，则用她的老练、含蓄笔法，近乎淡而无痕地点染了两处，看得出陈衡哲跟胡适与众不同的近距离。

　　徐志摩1923年10月11日的日记记载，任鸿隽夫妇那天请他与胡适、朱经农等七八位朋友晚餐，“君劢闯席。君劢初见莎菲，大倾倒，倾与散步时热忱犹溢，尊为有‘内心生活’者，适之不禁狂笑”。张君劢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之兄，郎舅俩一直很要好。莎菲令留德归来的北大哲学教授大为倾倒，胡适忍不住大笑，是对张君劢热忱倾倒的情态忍俊不禁呢，还是陈衡哲的内秀、出色让他“与有荣焉”？

　　1934年第二十六期《十日谈》杂志曾刊出一篇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行文颇为轻薄地讲了一段文坛八卦：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欲与年少英俊的五四运动健将胡适先生结为永久伴侣。后者因已经订婚，故“对于陈女士的要求，毅然地拒绝了，但是他觉得这是太辜负敬爱者的盛情厚意，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陈衡哲夫妇先看到这篇“恶意地造谣毁谤”的文章，非常生气，拿去给胡适看。胡适也又惊又怒，立刻行文给编辑，要求一字不删地发表。《十日谈》将《胡适之来函抗议》刊于第三十九期。即便是表达气愤，胡适仍不失分寸，他斥责象恭的文章荒谬不实、恶意攻讦：“‘象恭’君此文中说我拒绝了‘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这是对于一位女士最无礼的污蔑与侮辱。”胡适回忆起自己与陈衡哲的交谊，原原本本地解释：“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1992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位学者采访陈衡哲的大女儿、宾州州立大学教授任以都，也提到有关胡适与陈衡哲的传言。任以都说：胡适老早就表示过，家里已帮他定了亲，他不能让那个女孩子下不了台。“对他们那一代而言，新旧、中西文化的冲突是很厉害的；胡适在这方面的分寸，很令家母尊敬。不过，要是当初胡适没有订过婚，最后会有什么结果，我就不敢逆料了。”任以都回忆，父母与胡适感情真挚，很像家人——胡适夫妇因女儿素斐夭折而伤心，父母就让小女儿任以书当他们的干女儿；上个世纪30年代胡适因盲肠炎到北平协和医院开刀，父母在医院坐了一天，等待手术结果。

　　不言而喻，任鸿隽对陈衡哲深挚的爱与敬，要超乎任何人。他曾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陈衡哲在悼念亡夫的《任叔永先生不朽》中感慨：“这样的深契与成全，又岂是‘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的那个平凡望愿所能了解的？”任鸿隽去世后，她有好几首悲凄的悼亡词，回忆两人当年在美国的相识相赏，“当年新陆初相晤，共游踪”；一生相守的和谐甘美，“四十年来共苦乐，况又诗朋文侣”；以及自己痛失所爱的哀伤，“寂寞余生还怆恻”。《浪淘沙》云：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屏风”之说蕴含的厚爱深恩，让陈衡哲到老来依旧有“知己无双”之叹，任何时候想来，都要热泪盈眶。

　　任鸿隽曾在《五十自述》中说：“余生性淡泊，不慕荣名。”陈衡哲认为这确实写出了他一生为人的标准，“而这个怀抱与人生观，也是我们四十多年相契的中心磐石”。她夸赞任鸿隽待人温良恭俭让，“胸如皎月，绝无我见，也绝不以此自以为高”。比如，他曾经悄悄帮朋友解除窘况，使后者走上坦途，但那位朋友始终都不知道自己有过“这样一位暗中的救星”。

　　3、站在自己脚上的女子

　　1949年，储安平宴请即将到上海定居的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他当时离婚了，遂请杨绛替他招待女客人。席间，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遗憾钱锺书去了南京没能到场，开玩笑说钱、杨是一对才子佳人。杨绛讲话多么敦厚妥帖，连忙说：“陈先生可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呢。”那是杨绛第一次见到陈衡哲。

　　那一年杨绛38岁，陈衡哲59岁。后者早已在学术界功成名就，一些虚荣者甚至以跟她相熟为炫耀。谀辞肯定听得很多了，但来自晚辈的由衷赞美和得体恭维，显然还是让陈衡哲很受用。“陈衡哲先生的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她听了我的话，立即和身边一位温文儒雅的瘦高个儿先生交换了一个眼色，我知道这一位准是任先生了。我看见她眼里的笑意传到了他的嘴角……”（杨绛《怀念陈衡哲》）

　　杨绛的话之所以让陈衡哲感到悦耳、可心，实在是她无意间将穴位揉得很准。陈衡哲一直很为母亲骄傲——她既是富有才气的艺术家，又是贞静娴雅的女人；陈对同时代的出色医生丁懋英等职业妇女也赞不绝口。这其实代表了陈衡哲的价值标准以及自我评判：一个优质女人应该是才华横溢的女人——可不就是才子佳人兼于一身么。

　　1935年9月，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这年冬天，他与陈衡哲从北平前往成都。途经重庆时的讲演会，由任鸿隽的好友、刚刚上任的四川省建设厅长卢作孚主持。卢作孚向听众介绍陈衡哲时，并不说她是谁的夫人，只介绍她个人的文化建树。

　　陈衡哲感动而意外。她在《川行琐记》中提到，在当时的中国，“对于一个站在自己两只脚上的女子”，人们往往只“把她当做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看待”。声誉卓著如陈衡哲，也不免常常只被看作“任太太”。她很不以为然：“看到一个代表自己个性的名义这样的消灭，不免又要感到一种悲哀。”陈衡哲倒也不是一味排斥太太的称谓，只是觉得，在旅行、应酬、看病、看戏等日常生活场景，不妨随俗做“某太太”；但“对于一个有个性，有自立能力的女子”，当她在体现自己创造力的场合，比如演戏、奏乐、绘画、教书、著作时，“她是应该保留她自己的名姓的”。

　　这段插曲和由此生发的议论，今天看来当然早就时过境迁。然而，我们不能脱离20世纪30年代妇女解放之路尚且狭窄、崎岖的历史背景，更不能忘记，陈衡哲青少年时期为争取希望微茫的自主自立，所经历的苦痛、绝望与挣扎。她1935年以陈南华为笔名出版英文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的中文版名为《陈衡哲早年自传》），其目的之一，就是向那些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的欧美朋友，介绍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她忧虑地觉察到，那几年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上，“民众解放尤其是女性解放的车轮正在倒退”。陈衡哲目睹过女性长辈和亲戚在旧习俗旧礼教中的委屈、凋零，她自己也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才得以挣脱窒息与被埋没的命运，所以比同时代的男性知识精英更警觉，要尽可能响亮地呼吁：那些被葬掉一半的残朽历史千万不能借尸还魂。

　　陈衡哲1919年5月在《新青年》发表的新诗《鸟》，最能表达那种恣意飞翔的快意与对笼中困鸟的深切同情：

　　……

　　我和我的同心朋友，双双的随意飞去；

　　忽见那笼里的同胞，正扑着那双翼在那里昏昏的飞绕——

　　要想撞破那雕笼，好出来重作一个自由的飞鸟。

　　他见了我们，忽然止了飞，

　　对着我们不住的悲啼。

　　他好像是说：

　　“我若出了牢笼，不管他天西地东，

　　也不管他恶雨狂风，

　　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

　　直飞到精疲力竭，水尽山穷，

　　我便请那狂风，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

　　任鸿隽与赵元任为挚友，故陈衡哲与赵太太杨步伟交往颇多。也是基于这种观点，陈衡哲对杨步伟早年悬壶济世的那段经历非常佩服，但是对她后来放弃行医、回归家庭，曾经当面表示反对。不过，陈衡哲也很佩服后者料理家务的本领且自叹不如。

　　女儿任以都回忆，母亲最不欣赏仗恃丈夫的权势而自鸣得意的女人，也不喜欢那些自动放弃受教育机会、只满足于洗衣做饭的女子。当年她与母亲聊天，说一个女人如果就在家里相夫教子，做得出色也算有成就。结果，母亲大不以为然，足足训了她一个小时，说她没志气，她快被训哭了，从此再也不敢有此念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女人外出工作或者回归家庭，都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但陈衡哲早年翻越层峦叠嶂才迎来柳暗花明，因此，她对于女人自甘封闭、退缩，比寻常人更为敏感与反感。

　　事实上，陈衡哲也看重“母职”，还曾为教养孩子而辞去教职。她也认为，精微的母职是无人能代理的，“贤妻良母的责任，不比任何职业为卑贱”。但她主张女性在服务家庭的同时，也要发展个人事业。她强调教育对女性的托举之功：“一个真正解放了的女子，必是受过相当教育，明了世界大势，有充分的常识，独立的能力，与自尊的人格的。”

　　陈衡哲的自传写于1935年，当时她已为人妻为人母，担任过教授，著述颇丰，说来回顾的内容应该很多，但她却耐人寻味地写到自己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便戛然而止。1914年确实是她人生的一道分水岭，是愁云迷雾豁然飘散的年份。她在书中说：

　　我曾经是那些经历过民国成立前后剧烈的文化和社会矛盾，并且试图在漩涡中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中的一员。因此，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争中一个生命的痛楚和喜悦。

　　她确实代表了社会变革中“试图在漩涡中掌握自己命运”的那部分人，当时跟她有类似幸运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由“不安分”的闺秀到知名学者，陈衡哲是一个特例，真是集上天的万千宠爱与眷顾于一身：超凡的天赋与颖悟、强硬决绝的个性、过人的勇气与冒险精神、来自家族的丰富滋养……还有，碰巧沐浴到新时代稀疏滴洒的甘霖、任鸿隽的支持……任何一个环节缺失，传奇都无法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