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金牌民族学是这样炼成的

　　2017年12月28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显示，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以A+的成绩，与中央民族大学并列A+。

　　70多年来，云南大学致力于这门学科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在费孝通先生“从实求真”学风的引领下，培养出一大批国际国内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教授。几代人的探索，让这门学科薪火相传，建立起学科的精神殿堂，学科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政府所采纳。

　　“魁阁精神”引领下的学术高地

　　在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与任何一位老师聊天，他们都会提到“魁阁”两个字。

　　20世纪30年代末，从美国和英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费孝通先生与燕京大学合作，在云南大学建立了“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后因昆明遭日机轰炸，工作站搬到附近的呈贡县魁星阁。几年时间里，魁阁的研究团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云南三村》《乡土中国》《彝族简史》《傣族史》等一批学术经典；“魁阁研究”先后汇聚了费孝通、许烺光、陶云逵、林耀华、杨堃、江应墚、田汝康等享誉世界的学术精英，创造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鼎盛时期。

　　与此同时，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大学创办了“西南文化研究室”，发行《西南边疆》杂志，出版《西南边疆丛书》11种，奠定了云南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其研究成果与“魁阁研究”并驾齐驱。

　　“魁阁”给云南大学留下了深厚的学科积淀。“魁阁研究”的学风和学术规范，70多年来，仍然被云南大学所遵循。

　　“云南大学历任校长都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的研究。学校每一任领导班子的更替，都没有影响、弱化这一学科的发展。”该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党委书记赵春盛说。

　　1999年年底至2000年年初，云南大学整合全校各学科力量，对境内25个少数民族进行“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参与师生达130多人，出版了系列丛书。

　　此次大调查，不仅改变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恢复重建之后对田野调查重视不够，“书斋”民族学和“摇椅上的民族学家”盛行的状况，也为云南大学培养了一支研究民族学的中坚力量。

　　2003年，云南大学再次组织“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调查”，80多位省外学者共同参与了全国55个少数民族（含台湾高山族）村寨的调查，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这是第一个由高校组织全国民族调查的先例，抢占了学科制高点，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云南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何明说。

　　田野调查：从学生到学者的“成年礼”

　　正是田野工作的规范、深入、系统，决定了云南大学民族学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而费孝通先生倡导的“从实求真”学风，也贯穿在教学之中。

　　1月12日，寒风料峭，博士生导师马翀炜教授和他的学生在严寒中驱车赶往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箐口村，开始他们9天的田野调查。

　　当天出发的，还有50多名研究生和博士生，他们分为8个组，在导师的带领下，分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地村寨，进行田野调查，结束后每人将提交1万多字的调查报告。

　　作为民族学者的“成年礼”，云南大学把田野工作确立为民族学的核心研究方法，以及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必备的理论和实践训练环节。

　　从2003年至今，学院在云南红河、丽江、大理、怒江、德宏、西双版纳等地的少数民族农村建立了14个调查研究基地。本科生每年1个月，硕士研究生每年20天，博士研究生则1年，由青年讲师或教授带领，前往基地进行田野工作。

　　学生们把这项工作称为“魔鬼训练”：一大早起床，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然后入户访问，天黑回到村里的驻地，小组开会，汇报情况，分析问题，撰写日记，夜里一两点才能睡觉。

　　14年来，这些田野实习基地不仅给学生带来了田野启蒙，也帮助学生产出了大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虽然云南有田野工作的资源优势，但学生的理论水准是我们的短板。”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李晓斌教授说。

　　为此，学院确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生的精英教育”规划。何明将这种对学生的培养总结为四个字：“顶天立地。” “顶天，就是打开学术视野、提升理论高度；立地，就是到农村做扎实的田野工作，获得最深刻的领悟。”他说。

　　高水平的民族志带来高层次的民族学学科

　　每年五六月，国内外的大学生们就会登录云南大学的网站，关注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暑期学校的报名时间。

　　暑期学校是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分为课堂培训和田野调查两部分。课堂培训由国内外著名专家授课，田野调查则是分小组由云南大学教师带队到各少数民族村寨开展田野调查。

　　2008年以来，作为云南大学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活动，暑期学校吸引了众多大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关注。每年报名者多达五六百人。9年来，超过1000名国内外学生和教师参加过暑期学校，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伦敦政经学院、芝加哥大学、东京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的师生。比利时鲁汶大学甚至还给参加暑期学校的学生计6个学分。如今，暑期学校的大多数学生已经成长为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年轻学术骨干。

　　近年来，频繁的国际交流合作，特别是2009年，云南大学承办了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民族学人类学最高规格会议“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国际学术界对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的认同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国外专家认为：云南大学是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重镇，是民族学与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中心。

　　“没有高水平的民族志就没有高层次的民族学学科。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我们近年来潜心于民族志研究分不开。”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李志农教授说。

　　2007年，时任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的何明制订了开展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的计划。“国际知名学科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具有较强的‘异文化’研究能力。凡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学学科，都开展过大量的国外民族研究。”他说。

　　就此，50多位师生奔赴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开展田野工作，迄今已推出《东南亚民族志丛书》20多部。这些以第一手田野资料为基础，探讨民族与国家、民族的认同与建构等前沿性论题，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以及与东盟国家的“民心相通”提供了依据和支撑。

　　如今，民族学学科在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推动下，再次出发。对此，赵春盛认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既要新也要稳。大学是时代的压舱石，我们要把原有的东西做实，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知识、精英和理性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