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被守护的冬奥教育“星星之火”

　　乌拉哈达小学一间普通教室里，10多张课桌围成长方形，“京张小学手拉手”校际冬奥教育交流会的参会者对应课桌坐下，一人领到一张空白的绿色便利贴。

　　3月的河北崇礼，河水还有一半结冰。挤在小学生的椅子上，羽绒服、厚夹克让手臂施展的空间更小，这些来自崇礼多所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顾不上空间的局促，猫着身子在便利贴上涂写起来，也有人把笔按得“嗒嗒”响却许久没有落笔。“请大家写下对冬奥进校园你最想了解或表达的问题。”冠军基金秘书长孙小峰的“要求”像一道考题，答题者不用写姓名，前提“得是真实想法”。

　　收齐便利贴，孙小峰再次提问：“在学校里推广冬奥的内容，于各位校长和老师而言，到底是完成政府交付的任务还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他看向身边团崇礼区委、区教科局的领导，“我知道领导也在……”还没说完，现场发出一阵笑声。

　　这是一个设问。“它们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被动完成任务时，上面给什么你做什么，仅此而已。可当你真心寻求更好的教育方法时，就会有各种可能性，因为冬奥是教育很好的抓手和工具，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觉得是‘负担’。”带着国内首个面向乡村儿童的冰雪快乐运动公益项目“冬奥梦想·激励成长”走进2022年冬奥会赛区之一的张家口崇礼，孙小峰更加意识到，在冬奥进校园的过程中，冰雪资源不是首要条件，“能否认识到奥林匹克的教育作用”才是最大动力。

　　这个道理，北京也仅有屈指可数的学校在用行动证明着。

　　乡村学校的冰雪困境

　　北京电厂路小学学生在示范旱地冰球。冠军基金供图

　　“如何让奥运真正走入学生的课堂？”“推广旱地冰雪，如何配备人员？”“如何让孩子得到更多走出去的机会？”……绿色便利贴上密密麻麻的问题，“没有一个问为什么，全是问怎么做。”校长和老师的“答卷”让孙小峰发现积极信号，但他再次强调“搞清为什么做很重要，这是动力问题”。

　　选择崇礼落地冰雪公益项目，一开始也令孙小峰狐疑：“冰雪资源那么发达的地区，这些学校会缺什么呢？”众所周知，拥有7家大型雪场、雪道169条161.7公里的崇礼是中国最大滑雪聚集区之一，滑雪资源高度集中，也令崇礼有机会作为2022年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赛场，规划承担冬奥会雪上2个大项6个分项的比赛。在崇礼县城，尽是靠雪讨生活的人，可在离崇礼县城40余公里的高家营镇，冰雪经济是清水河继续奔腾才能遇到的繁盛，在这个外卖尚未覆盖的小镇，冰雪还不具备点石成金的魔力。

　　周末傍晚，崇礼县城的涮肉馆门口停满京牌车，张家口市的大商场里挤满从崇礼过来购物的人，夹在两地间的高家营镇晚饭点刚过商铺便停了营生，剩下从山西应县过来卖凉粉的老板舍不得关店，“万一有跑大车的司机来喝两碗粉”，这儿生意不比应县，一年下来只能挣原来的三分之一。

　　交通距离顺道拉开了资源距离，商铺如此，学校亦如此。据高家营镇乌拉哈达小学校长闫彩霞介绍，为让更多学生感受冰雪运动，区教科局很早就开始推行让学生免费去雪场体验的计划，“2016年那会儿还只有几个年级的学生能去，第二年就全都让去了，速度已经很快了。”但客观差距不容忽视，县城学校离雪场较近，学生一旦对滑雪产生兴趣相对容易保持，不少学校专设滑雪班，“学生以后的出路都更多一些。”

　　对于像乌拉哈达小学一样的乡村学校，学生能接触到的冰雪运动，除了一年一次雪场体验，只剩一周一节奥体课“听老师讲冬奥知识或用手脚凭空比划冰雪项目的动作”，冬季运动于他们像操场墙上的简笔画，看得见，但不真切。

　　电厂路小学“小志愿者”帮助崇礼小学生穿戴旱地越野滑雪装备。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摄

　　到了冬天，清水河也结冰，可从老师到家长，都不敢让孩子上河面。闫彩霞曾想利用操场的空地浇块真冰，但囿于没有浇冰技术及缺乏维护资金，始终未能成行，“让学生了解冬奥”像一道算不出答案的必答题，困扰着年轻校长。因此，当冠军基金志愿者把旱地冰壶、旱地冰球及旱地越野滑雪的器材带到学校时，闫彩霞迅速找到解题思路，“尽管没有冰雪，但让学生参与到相似的运动中，也能帮他们知晓规则、了解冬奥。”

　　“归根结底是过于封闭，缺少走出去的机会。”刘老师所在的场地寄宿制小学藏在省道边的山沟中，距乌拉哈达小学所在的镇中还有20公里，若在地图上放大，四周10多个地名均以“沟”结尾。

　　刘老师记得，2009年到这所小学任教时，有位英语老师教学生说“汉堡”的单词，可孩子们更好奇“什么是汉堡”？老师只能从网上搜图片给学生看，直到有老师从市里带了个汉堡给学生分着尝尝，孩子们才真正对汉堡有了概念。

　　由于捐赠方资金出现问题，又遇上毒跑道新闻曝光，场地小学的操场只铺了一半塑胶，现已磨白，另一半是水泥地；一个足球门孤独地立在一侧，另一侧球门已拆除，变成老师自己画的不规则篮球场。

　　操场上的一切不对称像是信息不对称的缩影，让这所学校的师生对任何可能性都积极回应——学校只有60个孩子，但大多是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有的来自离异家庭，有的孩子家长患有精神疾病，“都是实在走不出去的孩子。”在刘老师看来，这些孩子更需要关心和积极引导，“但总缺少方法。”因此，旱地冰雪运动和冬奥教育于她们就像救命稻草，“只要能让学生玩起来，变得阳光开朗，我们不会觉得是负担。”

　　“负担”二字，寄宿制学校的老师或早习以为常。一周回家两天，工作日几乎都和学生待在一起，不仅从早上6点半起床到晚上8点自习结束负责教学，学生大到生病小到衣服破了，都在老师的工作范畴内。因此，即便面对城里一个班数量的孩子，全校10多名老师依然忙得应接不暇，“河北是高考大省，学业压力从小学就已经开始。”在主科老师奇缺的乡村小学里，从首都体育学院毕业的王老师不得不放弃体育专业，担纲起3个年级的数学教学，体育课则由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师担任，随着年轻男老师离开，原有的轮滑等项目也随之取消，“更别提冬季项目了，仅限于老师上网查点儿资料给学生讲讲。”

　　高家营镇乌拉哈达小学学生在体验旱地冰壶。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摄

　　通往北京的G95高速公路悬在学校背后一座巨大土堆的上方，安全的利剑和交通的不便让孩子们的实践课局限在学校的方寸间，每年一次去雪场滑雪是仅有“出远门”的机会。

　　“如果学生能更多地参与、了解冰雪运动，也许会多一个走出去的机会。毕竟，借着冬奥会的契机，已经改变了咱崇礼县很多人的命运。”今年30岁出头的王老师刚刚当了母亲，场地小学正是她的母校，当年正是因为被排球队选中，她才从一名留守儿童成为一名大学生，因此，毕业后她便选择当一名特岗教师回到这座偏僻的山村学校，希望帮助更多孩子像她一样走出大山，“很多家长意识不到，体育也是改变人生的另一条出路，即便不能获得名利，但足够给人勇气，多一个出去看看世界的机会也好啊。”

　　“疯狂”的小学校长

　　周晨光（右二）带领学生玩自制冰壶。周晨光/供图

　　闫彩霞也有让学生“走出去”的想法，尤其在见到北京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的7名孩子后，“得让孩子多参与、多见世面”。

　　作为离北京冬奥组委最近的小学，电厂路小学从2015年便开始探索冬奥教育，旱地冰雪项目也已在学校普及建队，校长薛东专程带了7名学生担任本次活动的小志愿者，为高家营镇的同学演示旱地冰壶等项目的“玩儿法”。

　　“授课”过程中，电厂路学生的自信、开朗、有责任心给闫彩霞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向薛东提出“想带学生去电厂路小学看看”，“你可以带三年级的学生，到2022年他们正好毕业。”薛东不吝啬任何经验。

　　刚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次中韩学生对抗赛双方运动员讲话，中国队精心选拔出的学生代表拿着一张纸抑扬顿挫地传递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韩国队的孩子上台讲话有些“磕巴”，但自然地表达了“享受比赛，不要受伤”。这一幕触动薛东，只有让孩子不断“锻炼”才能提高语言组织能力、理解力以及真诚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

　　看比赛也是一种“锻炼”。北京越野滑雪大奖赛，学校组织学生观赛，要求学生提前做功课，“什么是越野滑雪？运动起源于哪儿？参赛的代表运动员有谁？怎么在城市里铺设雪道？”一系列知识点就成了校长课堂的互动内容。而校长课堂通常就在去往目的地的大巴车上，据薛东介绍，两年间，学校已多次组织学生现场观看包括世界女子冰球比赛、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NHL中国赛、中国冰球锦标赛等冰雪赛事，“开阔了视野，也学会冬奥知识和观赛礼仪。”

　　幻灯片上，电厂路小学学生出现在冬博会、奥博会以及各大赛场的照片伴着背景音乐《冬奥来了》不断呈现，有崇礼老师笑称，“只有音乐咱能一样。”薛东捕捉到话里的信息，“我们学校开展冬奥教育也没有专项资金，用现有的办公经费支撑一部分，还有通过私人关系争取到一些免费观看和体验比赛的机会。有没有钱其实不重要，关键在于学校是不是想干，包括上冰上雪，也可以想办法找公益组织赞助学校。”

　　所谓“私人关系”，薛东透露，大多指他“厚着脸皮求资源”。自学校开展冬奥教育后，他便养成每天翻赛事新闻的习惯，找到适合学生参加的活动，便打电话到组委会问“有没有赠票或让学生参与的机会”，最初被拒绝，他感到委屈，“明明在为学生做好事儿，为啥还得低三下四求人呢？”时间长了，“面子”早已覆上老茧。

　　学生安全问题才是头等大事。为保障出行，许多老师不得不加班陪同，“一年下来几十次，一次加班费30元”，租车是最大开销，这次来崇礼，3位老师带着7名学生，“专门找了刚完成‘两会’任务的车，安全最重要。”学校的办公经费往往到10月就开始紧张，5000元的租车费让薛东“花得真心疼”，可让学生多一种体验，也让更多孩子了解冬奥，“更花得值”。

　　做冬奥教育也有不花钱的办法。把冬奥整合进课程中看似接地气，但得调动各科老师的积极性，“形成重视冬奥的共识。”薛东以冰壶为例表示，放到科学课中可以解释摩擦力，放到数学课中，可以为三年级学生引入“毫米”的知识点，“测量两个冰壶离中心点距离来判别胜负的案例，既讲清了比赛规则，也让学生对毫米有了具象的概念。”甚至在课程之外，传统的考评体系也能与冬奥挂钩，对应北京冬奥组委的部门设置，学校成立小小冬奥组委，但学生负责的工作仍是宣传板报、卫生评比等日常内容，“冬奥教育不是新增加负担，而是和具体工作相结合。”在薛东看来，冬奥教育不仅是通过冰雪运动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更是一条整合学校教育工作的主线，“借一个主题帮助学生养成纪律、卫生、财务等各方面的良好习惯，找到教育的切入口。”

　　北京来的薛校长给崇礼同行留下了“脑洞大”“疯狂”的印象。“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思维。”高家营镇完全小学校长王利表示，电厂路小学“小老师”的办法可以借鉴，借助这次活动捐献的旱地冰雪器材，高年级学生就能当低年级学生的“老师”，“这样整个学校都能动起来。”他希望带上多科老师到电厂路小学实地“取经”，“需要走出去看看”。

　　“都说京津冀一体化，我们离北京那么近，能不能和北京的学校联动起来？让学生见见更大的世面？可外出报批怎么办？”闫彩霞抛出最关心的问题。

　　崇礼区教科局副局长李委强调，“对学生的安全问题，各级部门要求都非常严格。其实每年冬季组织学生滑雪，局里已经顶了很大压力。”

　　闫彩霞不死心，“咱不能因为怕出安全问题就放弃机会，人家学校孩子也得考虑安全，如果我们把保护工作做细，有没有可能……。”

　　有人加入讨论，“学生出不去，老师可以出去吗？”“北京那边能不能搭个平台，我们村里组织老师看看咱课究竟怎么上？”“去不了的话，能给我们资料学吗？”

　　“跟各位校长声明一下，不是不让大家出去，而是得经过审批，要求你们必须把安全工作做细、做实，如果安全很有保障、出行意义非常重大，是完全可以出去的。”李委话音刚落，掌声接踵而至。

　　冬奥教育微弱的星星之火

　　崇礼多所学校老师对冬奥进校园的好奇与期待。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摄

　　“现在网络和电话都很发达，只有人走出来这一种方式吗？”作为国内首位在小学开展奥林匹克教育实践的体育教师，周晨光曾带着他废物利用自制的冰雪运动教具去到很多山村学校，“乡村做奥林匹克教育最显著的特点是，老师拿着电话机不知道给谁打，抱着电脑不知道搜什么。”他提到延庆姚家营中心小学，“想发展，不等不靠，得自己寻求超越。”

　　姚家营中心小学以北5公里是小海坨山，2022年冬奥会高山滑雪等项目将在那儿举行。身处奥运赛场边，这所北京郊区京冀交界处的农村学校才决定引入冬奥教育，在周晨光的帮助下，用笤帚把和泡沫做的冰球杆、纸揉成的球让孩子体验到最简单的快乐。校长辛红利曾去周晨光所在的北京羊坊店中心小学观摩，被操场边上一间屋里的藏品震撼，里面满满当当收藏了周晨光奥林匹克教育近20年的作品——纸足球、学生手绘冬奥邮票、模拟奥运会上定制的橄榄枝和天使翅膀、手工打制的“奥运奖牌”……

　　“真像一个小博物馆。”辛红利盘算了资源，“我们那儿产豆，有的是豆子和叶子”，冬奥主题的豆塑和叶雕目前已是学校最拿得出手的冬奥教育作品，2018年姚家营中心小学被评为延庆区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农村学校搞冬奥教育，场地、师资这些困难都是必然的，最关键是校长的思想，一旦真想做这件事儿，怎么都能成。”

　　辛红利的执着，周晨光再熟悉不过。从2000年结识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裴东光后，他对奥林匹克教育的执拗便延续至今，这是一段孤独的探索，未曾因他的发明创造无法被正常考评体系量化而止步，也没因满屋子“破烂”只他一个人用得意犹未尽而暂缓，“有人说前进一步是英雄，前进三步是烈士，周老师您三步都出去了。”收了薛东、辛红利两位“校长学生”后，周晨光坦言：“始终有人理解我，那就不亏。”

　　可对桃李满天下的裴东光而言，践行奥林匹克教育的道路上，“最早传播了周晨光，十几年过去后，还是周晨光。”

　　这条路不是没有热闹过。2002年冬奥会开始，每个申办奥运会的国家都要求提供一个奥林匹克推广的计划，该计划也被称为奥林匹克教育。随着当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奥林匹克教育迅速延伸到中小学，全国涌现了500多所奥林匹克示范校，可奥林匹克教育尚未深耕于校园，随着北京奥运会圆满落幕，播下的种子未能继续生长，不能立竿见影的奥林匹克教育很快失了土壤。

　　冬奥会的到来，像一个重启按钮，奥林匹克教育随着冰雪运动的普及又开始了星星之火的传递。

　　“奥运城市不仅应有漂亮的场馆和奥运奖牌，更重要的是留下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和教育遗产，让青少年受益。”裴东光表示，作为两次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对奥林匹克教育的认识应当上升到教育层面，“奥林匹克精神是久经时光考验的普世价值，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这是一种国际理解教育、身心和谐的教育，不可替代。”

　　但奥林匹克教育为何难以在校园生根？缺乏真正的践行者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奥林匹克教育没有专职岗位，高校毕业生很难有对口就业机会。”裴东光表示，要想真正落地奥林匹克教育，除了技能培养的“教练”角色，体育老师更应成为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个体，因此，一方面要改变体育课过于注重技能培养、缺乏理论教育的现状，另一方面要在高校培养阶段，对相关专业学生加强奥林匹克文化教育。

　　认识到奥林匹克教育的核心并不容易。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北京多所学校把奥运主题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学生能参与的项目远超于如今的电厂路小学，可奥运会结束后，学校教学质量出现大幅度滑坡，昔日盛景很快消逝。“我们必须认清，冬奥教育的受益者一定是学生，不能为了冬奥而搞冬奥。”薛东很清楚，奥运的教育遗产得落实到一个个孩子健康成长的轨迹上。

　　在电厂路小学读书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不少是父母在京务工的随迁子女。对他们而言，四五年级就将迎来人生的转折，回老家是继续学业最常见的办法。

　　正在高家营镇西甸子小学就读的王宇（化名）在旱地冰壶活动中，认出了自己曾在电厂路小学的校长和同学，两年未见，他并没有上前打招呼。离开时，这条红蓝相间的旱地冰壶赛道还没进入学校，像他与北京同学疏离的两年一样陌生。直到在旱地冰球场见到昔日队友王靖程，找回默契的二人频频打出好球，王宇才主动跑到曾经的体育老师石晓军身边击了掌，“熟悉的感觉回来了”。

　　“是否担心学校的活动太丰富，导致更多孩子像王宇一样面对相对单一的校园生活会感到失落？”这个问题，石晓军给出否定答案，“教育会在人的身上留下痕迹，即便起初对环境会有不适应，但过去得到的总会让一个人在新的环境里被重新看到。”

　　本报北京4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