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时代，相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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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子参军”的故事，在江西瑞金可谓家喻户晓。这个故事，中共瑞金市委党校年轻讲师朱慧琳已经讲述了2000多遍，每次讲起，她依然会哽咽。

　　6月11日上午，在江西省瑞金市叶坪旧址群，朱慧琳再一次动情地讲述这个故事，听众的思绪也随之被拉回那段充满奉献与牺牲的长征岁月。

　　杨荣显是瑞金沙洲坝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村民，有8个儿子，家中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身穿破衣裳，家无过夜粮”。共产党来了，给他们家分了田分了地，几个儿子也娶上了媳妇，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成立的第二天，杨荣显高高兴兴地带着大儿子、二儿子报名参军。临走时，他对两个儿子说：“儿啊，跟着红军好好干，你们的孩子我会照看好。”

　　不幸的是，不到3个月，两个儿子便战死沙场。

　　1932年10月，为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蒋介石又纠集4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实行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兵源短缺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发出“扩红支前”的号召。

　　老三对父亲说：“没有红军，我们哪来的田？哪来的地？哪来今天的好日子？媳妇也支持我去当兵！”杨荣显老人含着泪水点了点头。

　　第二天，杨荣显就把6个儿子送去报名应征，由于老七、老八年纪太小，没有被批准参加红军。后来，俩人瞒着杨荣显，夸大年龄报名参加红军。

　　苏区军民经过艰苦作战，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可杨家的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也都先后牺牲在战场上。

　　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邓小平听说了杨荣显的事，专门派人看望老人家，并告诉他，部队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帮他找到老七、老八，把哥儿俩送回老人身边，可杨荣显怎么也不答应。

　　几经周折，组织终于在广昌战役的战场上找到了老七、老八。哥儿俩说，等打完这一仗再回去。可就是这一仗，兄弟俩再也没有回来。

　　杨荣显一家八子参军，前仆后继、壮烈牺牲的事迹，是瑞金人民倾尽所有、支援革命战争的缩影。当年，只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万多人参军参战，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说到这里，朱慧琳再次哽咽。她说，自己身边还有许多老百姓倾尽所有、为革命奉献的动人故事。

　　1934年，朱慧琳爷爷的堂哥朱吉薰走上长征之路，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而他的妻子陈发姑常常倚在家中门框边，一边唱着送行时的歌谣，一边眺望村口，盼夫归来。这一等，就是75年。从青丝等到白发，一直等到双目失明，一直等到她2008年去世。

　　丈夫走后，陈发姑每年总要挑一把最好的稻草，为丈夫打一双草鞋。陈发姑去世时，她的床前还整齐摆放着亲手做好的75双草鞋和布鞋。

　　“小时候不明白发姑奶奶说这些故事的含义，长大以后渐渐理解了她等待与期盼的意义所在。他们对革命的坚定信仰打动了我，我也想为革命前辈们做些什么。”工作以后，朱慧琳跟同事一起前往村里搜集、挖掘资料，走访街坊邻里，尽己所能将红军故事和红色文化传播出去。

　　近几年，有很多学校组织孩子来瑞金研学，朱慧琳会为他们讲述“八子参军”等红军故事，她觉得这很有意义。“我会和这些孩子介绍，当年那些红军参军的时候，也和你们现在的年纪一般大。他们没办法过和平、安逸的生活，他们舍弃小家，走上奉献和担当的革命道路。”

　　朱慧琳说，这些故事对孩子们的触动很大，自己希望从小培养他们的担当意识、奉献精神和责任感，让他们长大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2001年出生的梁谷生，是听着红军故事长大的，他记不清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要像红军一样报效祖国的想法，“反正从小时候就想去参军”。他去年终于可以报名参军了，梁谷生第一时间报名，没想到因为文化水平不够被刷了下来。今年预报名开始了，梁谷生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名单中，他想再试一试。

　　梁谷生所在的超田村，去年有7个年轻人报名参军。超田村村支部书记钟小强说，村里每年报名参军的年轻人都不少，他自己也是退伍军人。钟小强觉得这是村子里浓厚的“红色氛围”熏陶出来的结果，毕竟在这个只有12平方公里的村子里出了126位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

　　36岁的钟小强是听着“十八杆红缨枪”的红军故事长大的，村里祠堂至今还保留着几把当年留下的红缨枪。1929年，超田村村民欧阳克淇、欧阳可椿、欧阳可森等人遇到山匪抢劫，在危难之际被红军解救。红军还给了村民两把扎着红缨、形状像匕首一样的梭标让他们防身。

　　村民们为了自保，组建了一支由18人组成的队伍，每人配一把红缨枪。1930年，这18位村民都参加了红军。长征结束后，仅有两人幸存。幸存者之一欧阳可森后来还参加过抗日战争、淮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他1954年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家乡支援地方建设，一直务农到终。

　　钟小强说，红军长征故事带给超田村村民很强的自豪感，他们在成长中不知不觉就受到了感染。谈到自己参军的原因时，钟小强说，当时自己刚从学校毕业，满腔热血地想要保家卫国。欧阳可森、钟小强、梁谷生，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但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瑞金市委党校副校长陈县平说，苏区人民为红色政权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从井冈山下来3600人，到中央苏区鼎盛的时候，红军力量达到12.1万人，大部分是当地的农民子弟，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所以出现了很多家庭把所有儿子送去打仗的情况。”

　　从那时起，红色文化就在老区人民心中扎下了根，很多老区的孩子都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的。“红色文化对年轻人认识党的事业、历程起到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鲜活的课堂、历史的见证。没有红色历史，现在的年轻人就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伟大。”他说。

　　如今，许多革命老区的年轻人仍然胸怀参军报国的理想。在曾经走出过少将钟发生的云石山乡回龙村，钟发生的侄孙钟久春介绍，钟将军的孙辈中有5人当过兵，而这得益于红色文化的熏陶。

　　“老一辈会给我们年轻人讲红军的英雄故事，没有专门讲，而是挂在嘴边，想起来就会说几句。”在钟久春看来，红色文化已经融入了大家的生活。

　　本报瑞金6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