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参赛学校的指导教师而言，此次带队参加“振兴杯”学生组的比赛，就不是冲着拿奖来的，“有的学生能拿90分甚至100分，而我们的学生可能30分都拿不到”。为什么学生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记者观察发现，这些学生拿分低的参赛学校都有一个共性：来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振兴杯”学生组的比赛更像是一面镜子，反衬出了各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它给人们提出了一道考题：现如今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地域性差异，到底应该如何平衡？我国的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该怎样提升？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职业教育要发展，首先就是看学生。”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指导教师詹俊钢说，“一些南方地区职业技术院校的录取分数比我们高很多，可能达到三四百分甚至超过本科录取分数线。而我们可能一百多分或者零门槛就能上。这就导致我们的学生跟他们相比，在基础能力、理解能力、学习能力等方面有很大的差距。”
詹俊钢表示，“比如PLC编程项目，在训练的时候我自己已经把程序编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要求学生理解多少就练多少。他们可能只理解1/3，这1/3在赛场上还不一定能展示出来。”
在他看来，生源差的原因在于学生和家长观念上的固化。
“家长们宁可让孩子去读一个三本或者民办院校，也不想让他们读职业院校。他们觉得，再差的本科也比专科强。”詹俊钢说。
来自沈阳市汽车工程学校的指导教师郑闯也有同样的感受。
“因为家长之间会交流，‘你家孩子在哪儿上学呢？’‘上高中呢！’你管他上哪个高中，听着好听。要是说读技校呢，那多没面子。”郑闯说，“这是一个传统观念问题，可能在东北尤为明显。”
生源少，自然就要降低门槛。随之而来的，便是学生能力水平的参差不齐。
郑闯认为，有些学生可能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动手能力强。“真要是把他放在高中混3年，可能最后还是考不上大学，还是去当工人，在岗位上去现学技能。那为什么最开始不把他送到职业院校学技能呢？”
詹俊钢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我总会跟学生和家长们讲，读专科学技术，学好了也能有出息，会比一些本科院校的就业前景好得多。我还给他们讲过一个案例，我曾经有一个学生通过学技术、参加大赛，能力得到提升，考到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可是他们听后都不以为然，意识不到好好学技术可以有更好的出路，只图眼前过得安逸。”詹俊钢说，“这跟父母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一些东北的家长可能会认为，有一个安稳的工作就很好了，可能南方地区的家长想法与此正好相反，他们希望孩子去拼一拼、闯一闯。”
“很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技校，目的不是为了让孩子学技术，而是有人管，我们老师更像是保姆。”郑闯坦言，“别让孩子过早地到社会上混，别出点儿啥事儿，就万事大吉了。等到毕业了，家里再给找份工作。跟他们讲别的，不听也不理解。”
一方保守、传统，一方开明、开放。这是两位指导教师，在南北方职业教育观念差异上达成的共识。因而，在他们看来，相应的职业教育生源差异，便体现了出来。
“这也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学生在赛场上难以具备竞争力。”郑闯说。
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
“强的越来越强，弱的越来越弱。”这是乌鲁木齐技师学院教师李吉文对于目前职业教育差异最大的感受。
“狙击手是子弹喂出来的，职业教育要发展，关键在于投入。”李吉文说，“想要提升技术，你得先有设备。就比如这次比赛的一些设备，我们就没有，没有设备你就不会用。但是反观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这些设备早已经成为他们教学的标配。相当于现在很多落后地区的职业技术同比赛和企业适用标准是脱节的。”
李吉文介绍，对于很多地区而言，不可能为了参赛去购买一台设备。“一台设备，可能要几十万元，如果买回来，只能用于比赛训练，平时教学不能给学生用，因为这么多学生，一台设备是远远不够的。那可能比赛结束了，它也就束之高阁了。”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业技术教师介绍，一些学校更看重的是回报率。“也就是投入和产出比，因为买设备学校肯定要花钱，而且很费钱，如果拿不到名次，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一些学校甚至不愿意让学生参赛。如果想要拿到名次，就需要更大的投入。这之间就是相互矛盾的。相比之下，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学校，经济条件好，投入大，他们更看重的是长期的回报。”
在郑闯看来，职业教育中的硬件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学生可以培养，但是没有设备，这种地域性差异就会越来越大。“有的学校可能用的都是最新的、原装进口的设备；有的学校只能用山寨的、很差的设备。”郑闯说，“就拿PLC编程来说，很多地区在比赛和教学中还在用西门子S7-200，这是很早以前的设备，现在都不用了。很多企业会说：‘现在学生还在学S7-200，现在哪有工厂在用？现在都是S7-1200、S7-1500了。’这些设备在编程指令、应用模块、现场处理、编程软件等方面都完全不一样。这样的学生从学校出来，跟社会是断档的，需要到工厂重新学习，那职业教育的意义何在？”
除了设备方面的投入，相应的激励政策也是欠发达地区职业技术教师关注的问题。
“在激励政策方面，各省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一样。我们这些指导教师这几天私下里也交流过，像欠发达地区，拿个国家一等奖，有奖励5000元的，有1000元的，还有干脆不奖励的。但是沿海省份可能拿个奖学校就奖励几十万元。”詹俊钢说，“说白了就相当于我培养几个学生，顶你干好几年。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教师而言，大部分都属于义务劳动，大家只讲奉献。你想让老师都义务奉献，这不太现实。有的可能为了评职称，只带一年，平时也没有积极性。这样学生怎么能出成绩？”
杭州市对于本届“振兴杯”学生组决赛获奖选手的激励政策，让李吉文感触很深。“比如他们会给奖金、荣誉称号、住房补贴、车牌竞拍补贴、落户政策等，但在有的地方就没有。不管对学生还是老师，最多一个奖状。没有激励政策，大家干不干活儿都是一样的，自然就没有积极性。”
“穷”则思变，任重而道远
谈及如何破解现在的难题，詹俊钢表示，最急需解决的还是观念问题，其次才是技术。
“首先，家长和学生要正视职业教育，了解职业教育，得到他们的认可，让他们意识到学这个东西有用，才能有下一步的发展。目前来说，想达到这个目的还很困难。”詹俊钢说，“然后还要把好职业教育的出口。现在普遍有一个现象，就是职业院校的学生，甭管学得好坏，只要自己不退学，都可以顺利毕业。从校园毕业时没有门槛，那学生自然而然也就不学了。到考试的时候，就算你告诉他们要考什么，他们都不复习。挂了就挂了，反正最后都会让他们过。一个班级40个人，只有1/10的学生在学习，剩下的都在混。”
还有一些学校的指导教师也向记者表示，很多学校会“逼”着学生毕业。“因为学校担心学生毕不了业会影响下一年的招生，没有了生源，学校就‘黄’了。而且就算学生学得再不好，为了就业率，学校也会通过推荐，让所有学生都能就业。学得好的学得不好的都有工作，而且还都差不多。这样也导致了学生转岗率特别高，因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达不到企业生产的要求。”
郑闯表示，现在都在谈“以赛促学”，这个“赛”不仅仅是大赛，还应该把“赛”融入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比如我们的课程考试，都要以竞赛的模式来进行。一门课，分几个模块，每个模块都要考试，只有全部合格才算通过。而不是说最后期末考试的时候，平时成绩50%、卷面成绩50%来判定是否及格。这样才能发挥以赛促学的作用，提升学生对课程的重视，也能调动老师的积极性。”
李吉文坦言，加大投入和落实激励政策，还是目前他所关注的重点。
“可能相对于沿海地区，新疆相关的政策落实得还比较晚，还需要一些时间。”李吉文说，“在设备投入方面，虽说这次参赛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但毕竟能学到的、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可能通过参加大赛，对新设备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回去以后，没有这个设备，你还是没有办法深入，更没有办法在教学中有所体现。”
在他看来，目前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针对师资力量的建设。
“国家此前有相应的援疆政策，比如一些沿海地区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援我们的专业建设，带来好的教学方法和技能技艺，再把我们新疆的老师送到沿海地区学习培训，通过这种形式，可能原本技术水平不高的学校，两三年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效果很明显。”李吉文说，“以后，多这样‘引进来、走出去’，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随着国家对于技能人才的重视，我相信，未来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
对郑闯而言，“振兴杯”的比赛就是职业教育的一次“大考”。
“检验高中教学成果的是高考，检验职业教育水平，技能大赛就是很好的方式。”郑闯说，“改善职业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局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以后能有带学生参赛、自己参赛或者到其他地区学校、企业观摩的机会，我还是会尽量争取。因为这不仅对个人和教学层面是一个经验的积累，更多的是能够通过观摩学习，发现学生、指导教师、学校、地区之间的差距。找出了差距，总结一套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训练方式也好、发展模式也好，来努力去缩小差距，才能真正让现在的职业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