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地学生的夏令营生活。支教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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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谢婷婷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雷宇
视频编导：雷宇 谢婷婷 吴广卓
文稿编辑：蒋韡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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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9岁的小男孩袁义虎来说，在今年夏天到来之前，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周末准点坐在小板凳上，看央视科教频道的历史片。
这或许也是大山深处的孩子对历史课感兴趣的唯一实现方式——学校不开课，父母又不懂，他甚至不知道城市里还有许多藏着无数古老秘密的历史博物馆。
而今，这个贵州省麻江县乐埠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梦想词典里有了一个新想法：长大了，要当个考古学家。
面对即将来临的毕业季，21岁的大学生温竣，手握一叠沉甸甸的证书，正信心满满奔波于各大招聘会现场。3年前，他还是个随时准备退学的大学生，“终于考上了大学，却突然发现干什么都没劲儿，学什么都没意思”。
是温竣身后一个特别的大学社团把他们紧紧地扭在一起，改变了彼此。
2004年，湖北经济学院历经三校合并后，搬迁到武汉城郊的汤逊湖畔。当时担任学校商学院副书记的宋健关注到一个现象：大学扩招了，搬迁后校园文化活动少了，一批高考后对学习丧失热情、对生活缺乏兴趣的大学生心理问题频发。
花费了一年时间，宋健筹建起一个校园社团——素质班，想要激发大学生生活热情和潜能。他还信心满满地为这个“大学素质教育试验”拟定了一份沿用至今的“二十条军规”。
这份“军规”，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近乎疯狂。包括刚刚摆脱了考试烦恼的大学生需要每天看报纸新闻，还必须写下百字感想；而对于可以享受自由睡懒觉的同学，每周要有晨练，运动时间必须超过5个小时；此外，每月要做义工、演讲、写书评影评等。
这个培养期长达两年的“素质班”似乎有着某种魔力，团友招募从宋健所在的院系起步，很快吸引了全校学生报名参与。
得益于素质班的培养，第一届素质班学员梁祖德毕业时响应号召，成为学校唯一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赴贵州省麻江县发改局服务一年。
在参加一次当地团委组织的“送温暖”活动中，梁祖德来到位于黔东南大山深处的申信希望小学。
学校里10多年没有分配过新的主课教师，师资老龄化，教学科目单一，孩子们有些呆滞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梁祖德。
“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乐趣，让他们拥有学习内驱力，从而真正改变命运呢？”梁祖德想，如果能用素质班的理念影响山里的孩子们，或许会带来一些改变。
2010年，在素质班的一次周年庆典上，梁祖德等倡议，能否在素质班内部组建一支队伍，赴贵州山区进行素质教育支教。
“教育就是要用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如果能让大学生影响小学生，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正达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吗？”这一提议让宋健眼前一亮，“不仅教育自己，也能走出去播洒阳光”。
素质班支教队由此催生。
不同于大学校园里各类支教队的“官方行为”，这支学生自发组建的支教队成立之初，必须自行协调好带队老师、团队经费、队员筛选等问题。
素质班支教队的经费几乎都由历届队员捐助。宋健月工资不过几千元，但每年都第一个捐款，每次都固定先捐2000元。早期的素质班学员凑齐了支教队的启动资金。
为了省钱，支教队队员每一年都搭乘武汉到贵州凯里的绿皮火车，坐14个小时的硬座，再乘大巴车到麻江县，最后搭上面包车扎进黔东南的深山。一路辗转周折，但每次去，队员们的行李箱都塞满带给孩子们的礼物。
没有学分、不能保研、自贴经费、条件艰苦，你还想去支教吗？
对于湖北经济学院学生社团“素质班”一届又一届同学们来说，答案常常只有一个：想！
为了去支教，他们还得竞争上岗，闯过面试、试讲、体能训练等重重关卡，最终通过选拔的同学才能加入支教队。
胡羿是学校模特协会的副会长，经常参加学校的演出活动。为了通过暑期支教模特课的试讲选拔，他认真准备了一个多月。“每次报名至少有四五十人，但最后通过面试、试讲和体能测试的同学，只有十几位”。
距离武汉市900多公里的麻江县，地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山峦绵延，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七成。2019年4月，才正式摘下“贫困县”的帽子。
2010年夏天，素质班支教队员们的足迹第一次印在这片土地上。
队员们踏足的第一所小学是梁祖德曾到访的麻江县申信小学，如今已被撤并。桌椅是上个世纪90年代留下来的，桌上“沟壑纵横”。白天，队员们在教室里上课；晚上，就将桌子拼起来当床铺。学校里唯一的公共厕所是敞开门的，队员们每天下课后相互把门，躲在里面洗澡；山里蚊子多，大家只好都穿长裤，但还是会被咬出一腿的包，一位队员的腿甚至化了脓……
偏远山村落后的生活条件，没有吓倒队员们。但当地教育观念的滞后，却给年轻的大学生“浇了一盆冷水”。
素质班支教队每期的夏令营开班集中在暑假时间，由当地学校负责前期宣传，队员们抵达后再专门招生，面向一至六年级学生免费开展。
然而撤并校后，学生生源分散，一所小学的学生往往来自周边的四五个村落，有的孩子，甚至要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上学。暑假里，家长不愿意再送孩子到学校。
更让家长们抵触的是，支教队不是直接做语文数学等培训，“玩的都是没用的花架子”。
乐埠小学校长罗迪在前期帮助招生的过程中，就遇到过家长提要求：辅导暑假作业就来，不辅导就不来了。
“没有学生，我们还怎么上课？”队员们像泄了气的皮球，坐在学校办公室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
有人打破僵局：正因为家长们抵触，才更需要支教队的努力。观念一转，大伙儿又充满了干劲儿。
大家分成三五个小分队，结伴而行，走家串户做家访、搞调研，一家一家跑。走访中，队员们还筛选出贫困学生作为资助对象。
家长们被这群既出钱又出力的大学生吸引了，带着疑惑的目光将孩子重新送了回来。
美术、模特、科学、历史、英语、演讲与口才、绘画、手工……10余门兴趣课程陆续开起来。
“你觉得班上长得最好看的同学是谁？”大学生胡羿至今记得，自己初入贵州省黔东南的麻江县乐埠小学课堂时，在模特课上问的第一个问题。
答案五花八门。但几十个答案里，没有一个提到自己。甚至，有的孩子捂着嘴、猫着腰，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长得丑”。
25天的支教夏令营结束，孩子们的变化让胡羿感到惊讶：临行前要举办篝火晚会表演节目，他带的20个孩子，有12个自发报名参加晚会T台走秀，穿上了各自的民族服装，自信而开朗。
“素质教育课，首先是在孩子们心里点亮了一束光，燃起了真正的自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成绩是水到渠成。”胡羿说，这也是和他一样的素质班支教队员们，10年来坚守山区素质教育支教之路的初衷。
体育课上陪着孩子们玩，让他们感受陪伴；历史课上，围坐在国旗下讲过去的故事，让他们感受到祖国历史变迁；在手工课上，折叠、剪裁出形象各异却个性十足的作品，鼓励孩子们放飞想象；在模特课上，激励孩子迈出第一步，感受自信与快乐。
为了引导孩子们合理消费，队员们操办起跳蚤市场。让队员们意外的是，孩子们居然学会了“低价购买，高价售出”的市场规则，搬运货品、使劲叫卖。
活动结束后，二年级的苗族姑娘王喜悦，悄悄拉着支教老师的衣角说，“老师，我长大了要开个民族服饰店！”话音一顿，“我还要自己攒钱，养爷爷奶奶！”
连续3年参加夏令营的孟强峰，说自己记得每一位来代课的老师。3年前，孟强峰可不是“乖小孩儿”，上课时爱做小动作，说悄悄话，小大人似的告诉同学们这些队员不是“真正的老师”。
现在，他已经成为队员们的“小助手”。上课回答问题总是第一个举手，平时还会留在学校里带低年级小朋友。
10年来，素质班支教队在麻江县申信希望小学、乐埠小学等6所小学里，直接辅导学生超过900人；累计有492人次参与捐款用于支教和助学，捐赠总金额达28万余元。
今年是支教队来到麻江县的第10个年头，支教队在当地办了场10周年庆典。在庆典的展览区，参加过培训的孩子们的作品按照年份依次陈列。有用树枝、树叶和花草制作的手工画，还有五颜六色的卡纸折叠的玫瑰花。
心愿单粘上毛线绳后系在铁丝上，密密麻麻地挂在教室中央。发黄的信纸上，文字歪歪斜斜，有大有小，仔细数数，八成以上的孩子写的是：我要考上大学，将来毕业后当老师。
支教的过程对素质班队员们同样是一种激发。
为了成为更专业的“视野开拓者、兴趣挖掘师”，队员需要连续3个月接受培训，包括备课、试讲、教学经验传授和体能训练。
试讲时，队员需要在全体支教队员面前，开讲自己的课程。队员余巧珍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各怀绝技，唱歌、弹吉他、打民谣手鼓、跳舞……试讲现场，像一场晚会，年轻人不甘落后的劲头一下子迸发出来。
为了上好课，首次担纲历史课教师的队员张玉琴，不仅捡起高考后早就抛到一边的历史课本，还重温了《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成语故事》《重说中国近代史》等书籍，力图将历史讲得平易近人、吸引学生。“以前考试完就忘记，现在要主动去给孩子们讲，知识图谱自然刻到了脑子里”。
支教队渐渐成为素质班的精神纽带。
学员们通过捐款助学、假期回访、长期远程交流等方式对麻江县的山村持续保持关注。
更多的时间，他们回望青春，见证成长。有人因为支教，第一次出远门，自己做饭独立生活。回家后，会尝试做饭给家人吃；有人在领队工作中提高了组织和协调能力。
梁祖德工作后，曾4次深入贵州山区担任带队老师。而每年的集训活动，也总有他的身影。
即将进入毕业季的大学生温竣的故事颇有代表性。挤过高考的独木桥后，温竣自己都有些惊讶于每天打游戏、睡懒觉的生活……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温竣加入了素质班。为了入选支教队，备课找资料、看论文、请教前辈，忙起来的日子，一群青年人每天在校园里奔跑，一起阅读一起讨论，“自己的习惯变了，整个人也变了”。
心怀善念的教育试验，感动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今年5月，宋健担任班主任的9741班毕业20年聚会。学生王斌在聚会中以班级名义，向素质班捐款200万元，“我希望宋老师的这种激情与大爱可以一直传承下去，在乡村也扎根发芽”。
支教队长期资助的第一位大学生王正渊加入进来。
曾经，“念完初中就去打工”是王正渊所在的村子里所有孩子“永不偏离”的人生轨道；是支教队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山外的世界，触摸到“读书改变命运”是那么真切。
而今，这个从贵州大学毕业到深圳工作的年轻人说，“我也要成为助人者！”
“十几年前好多人劝我，这件事太难了，不要做。但我知道，正是因为足够难，我才必须做。”这个夏天，宋健站在贵州大山里一个小学的操场上，篝火映照着他的双眼。他说，试验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下一个十年，这把燃烧在山村小学的素质教育之火，一定不能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