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大的公园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亚当和作者合影
编程课
亚特兰大历史博物馆
亚当
深夜，手机屏幕亮起，时间显示是2:14，一看，是在国内的父亲转发的社交媒体的新闻：“由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市中心的示威者暴力程度升级，州长刚刚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扯淡呢，我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确认外面没动静后倒头就睡。这是5月30日的凌晨。那时，乔治·弗洛依德之死引发的抗议在全美各地刚刚兴起，也蔓延到了亚特兰大。
我因为疫情被困在家，忙于买菜、做饭，完全没关心新闻。等一觉醒来，仔细一翻，发现报道中提及的暴乱地点，有的在我所住的社区往南几条街，有的则在社区以北几公里，总之，近得我感觉示威者喊口渴了买杯奶茶，就可能走到我住的这一区了。
那天晚上9点，亚特兰大开始宵禁。
我按捺不住好奇，开始趁着白天出门。第一天去的是社区北面的公园，结果那天是周日，里面漫山遍野到处都是野餐的家庭，一派悠闲氛围；第二天，我决定走更远一点，去城区的主干道桃树街。
往街上走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亚当·弗格森，想起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认识的那些黑人老师和助教。
我在这个城市里认识的黑人，只有他们了。
1
亚当是我在编程班上第一个熟悉起来的助教，土生土长的美国南方人，爱笑爱闹，还是一个“偏保守立场的温和派”。
学编程的那半年，就只一次，他跟我提过现在吵翻天的这些社会议题。
“我的很多白人朋友都会说，他们没有相关经历，但是相信警员的专业能力——警察是受过专门培训的，比我们更知道在哪些时刻应该盘查、哪些时候应该开枪。”他当时平静地说，“但是，现状是这样的：任何一个非裔美国人，不管他贫困还是富有，受教育程度如何，背景何其不同，都得面对一个现实：因为自己的长相和肤色，他们就是更容易被警察误杀，更容易被逮捕。这样的现状，真的没有可改善之处了吗？最起码，它是不公平的吧。”
当时我太缺乏对美国社会的理解了，并不懂他在说什么。比起这话里的内容，他的审慎与委婉，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在校园里遇到的白人学生，聊起社会问题，很少有这么不激动的。
何况，他还比那些象牙塔中的博士生年轻许多。
现在想起来，我真正认识亚当，大概是他向我推荐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的那一刻。
虽然这说来有点好笑。这个美国助教认真地告诉我：“要想学好英文，就得多看英文的连续剧——我给你推荐《名侦探柯南》，特别好看！”
“柯南？工藤新一那个柯南？”
“你知道工藤新一？！”
一瞬间恨不得有种“老乡见老乡”的亲切感。眼前的这个美国小伙子，其实是看着卡通频道里经英语译制的日本动画片长大的。虽然本科毕业已3年，他还时不时穿一件“忍者神龟”“火隐忍者”之类动漫主题的T恤，认真地指着上面某个人物告诉学生：这就是我。
“怎么会喜欢看日本动画片呢？”我问他。
他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在网页图片搜索框里打下一部美国卡通的名字，指着弹出来的图片说：“你看看这，美国动画片，都是啥玩意儿？” 两只挺胸凸肚的老虎在屏幕上欢快蹦跶着，亚当已经激动得不行：“你想想《名侦探柯南》，那是什么情节？还有我喜欢的另一部卡通，讲了一个城市，被厚厚的城墙保护着，主人公从小就立志要消灭城墙外的敌人，谁知道长大了才发现，自己的爸爸就是墙外来的人，比起墙外的人，也许城墙才是不公正的——美国动画片跟这怎么比？我虽然是美国人，可我也不傻啊。”
我听得瞠目结舌。
到继续教育学院学编程的时候，我在亚特兰大已经生活了两年多，收获了一堆佐治亚理工学院给学生家属提供的简易英语课程的证书，还在盲人摸象似的探索着这个城市。
亚特兰大有600多万人口，以美国的标准来算，是一个大都会了。虽然地铁线只有两条，但本地的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是全球旅客转乘量最大的机场。本地历史博物馆里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文物长廊上，开天辟地后第七件文物就是一个产于1900年——也就是光绪26年——的可口可乐的玻璃瓶，因为它建城也就是1837年的事情。
但我从来没听人把“历史短”当作过这个城市的特征。
看起来，学编程是一个了解本地的好机会：这里28个学生，大都是本地人；1个讲师、4个助教、其中八成是非裔——我步入了一个与象牙塔里的美国截然不同的世界。
2
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傻老外”。
首先是语言。脱离了象牙塔的“播音腔”环境，人们发音慵懒，语速又飞快。
我以为我在“亚特兰大”，但其实大家都管这地儿叫“唉打拦打”；我以为打招呼该说“How are you”，结果同学们在我周围飘来飘去，一会说“我擦”（What's up），一会说“擦泼”（也是What's up的简化版），听得我云里雾里。有一天，我们的讲师斯坦利从我眼前掠过，口吐一长串音节，我截住要求详细解释，他只能无奈地笑着切换回播音腔：“您——最——近——过——得——好——吗——？”
斯坦利看着我像树懒一样慢半拍地对他的话做回应，觉得很有意思。亚当自从发现了我也看动漫，时不时就用日语来个招呼。有时候我不大觉得他是个美国人，比如，给他说一个笑话：日本人最粗鲁的道谢方式就是说“Thank you”， 他会笑得停不下来，完全能get到笑点在哪儿。
我们在教室里上课。斯坦利在讲台上讲解，我在最后一排跟亚当聊天。
乍一看，亚特兰大的城市脉络分明。登上城东相对高度251米的石山，会看到这个城市的3片高楼群——下城有一片，中城有一线，中城以北、富豪云集的巴克海德区则有另一片，余下的地方，尽被丛林覆盖，一片翠色。
亚特兰大老百姓的居民区，就在这些绿荫之下。
我所在的中城，现在虽然算市中心，在100多年以前，还是一片原始丛林。20世纪初，这个城市的富豪兴起了去城外住大房子的风潮，因而陆续迁来这片区域。原籍宾夕法尼亚州的地主把这片社区划成小网格，陆续卖地赚钱，从南到北横向划分成了十条街，以数字命名。
这些网格牵连起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词：《飘》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故居在第九街，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办公楼在第十街，电影《乱世佳人》全球首映时剧组下榻的酒店在第三街对面，而第一条街旁边座落着可口可乐公司的总部。
事实上，第一条街并不叫“第一街”，而叫“北方大道”。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似乎城里人都心知肚明：这条路是中城与下城的分界线，也是亚特兰大黑人与白人活动的分界线。
黑人生活在北方大道以南，白人则居住在北方大道以北。
编程班的教学设定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国际会议中心，坐落在第五街上。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继续教育学院的班上，黑人同学的占比，比校园里的别处高了很多，而他们多数人都得焦虑生计。
这让我觉得新奇不已——从前，我跟同学坐她白人中产阶级婆婆开的车，说起新赚到一笔稿费，婆婆悠悠地叹一口气：“现在都开始谈钱了呢。”我报名了编程班，同学那不识中文的白人老公也几欲落泪：“你是个有着非凡才能的写作者，你应该去追逐自己的理想！这样就去学了编程，太遗憾了，太遗憾了，程序员怎么比得上写稿子的人呢？”
而这里，大家谈起钱来，自然得就好像不知道世上还有那种氛围一样。
黑人同学阿什莉有天给我看她手机里的一个短视频App，页面上全是中文——她在《华盛顿邮报》的一条新闻里读到说，有些主播靠着在这上面发小视频，一个月能赚10万美元，于是跃跃欲试，让我帮她辨认里面每个按钮的中文意思。
本职工作是CNN工程师的斯坦利总爱说：“编程赚钱啊！现在市面上的工作比能干活儿的程序员还多。只要你练好了编程的本事，就能过得那么爽，根本没人在乎你的学历，什么都会有的！”
而亚当，一边当着助教，一边跟朋友合伙研发着一个“能把脸书和推特结合起来的项目”，一边还跟我打听：在中国认识做小商品的商人吗？听说中国商品又便宜又好，有门路进货来亚特兰大卖吗？
我不禁感叹：这哪是美国人啊，这都是浙江人吧？
我曾大剌剌地问亚当：“你的理想是什么？” 还以为美国人聊梦想就跟吃饭一样理所当然。而亚当吃惊地反问我：“你指哪种？日常生活的那种还是‘世界和平’的那种？”
哦，原来美国人也知道日常与理想之间会有差距。我犹豫了一下——“那就对生活的理想？”
“财务自由。”
两年多没听到这么接地气的回答了，我简直要晕过去。
“你觉得‘财务自由’应该是很难的事情吗？”他笑了，认真地说：“我并不是要挣花不完的钱去买奢侈品，我是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要总挣扎在筹够房租钱、挣到温饱这条线上；我不想总在为钱焦虑，我希望能真正花力气去生活，去追求理想、改善社会。在一个公平的社会，对一个努力工作的人来说，要拥有这种‘自由’，不算太过分吧？”
那时候我也不懂：这样的梦想，放在劝我别学编程的白人博士身上，不就是每个中产阶级生来都拥有的、平平无奇的生活方式吗？
我渐渐发现，自己好像在穿越一堵墙，一堵长时间在身边、而我作为外国人却极难意识到的厚墙。
3
有些差异是细微的。几乎每一次，白人听说我不会游泳，就像听到了“我不会走路”一样诧异；而在黑人这里，不会游泳，怎么了？好多人都不会啊，平时谁老聊游泳呢。
此前，说到“美国人”，好像都是敢想敢说的人，动不动就要改变世界；虽然勤奋的黑人不知为啥都乐天知命地做着食堂大妈、网约车司机。但在编程班，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执着于奔向中产生活，屡败屡战地找寻着工作机会，一边学习编程，一边还努力拗出中上层的社交礼仪，对彼此一次次地说：“哦，真美啊，甜心，这做得真是太惊艳绝伦/奇异绝妙/引人入胜了……”
只是白人更娴熟。
亚当不得不再次面对我直愣愣的问题：“你们感受得到这完全是在瞎夸吗？听着不慌吗？”
他笑了，谨慎地环视左右，然后压低了声音告诉我：“是。但是我们还是得学啊。”
我以前还一直以为，美国人都已经习惯了对更有权势的那头猛烈抨击。政治自然是糟糕透顶；超市里花花绿绿的商品便宜得不像话，也是消费主义的陷阱；连锁快餐店里窗明几净色调温暖，是虚假、没有灵魂的千篇一律；家里的长辈要是出面干涉人生选择，比如让亲戚劝他选一门更能赚钱的专业，更是岂有此理、冷酷无情。
可是亚当会说：“我爹就是揍我，我也会原谅他。”
他不喜欢政府里的政策制定者，但也好像不觉得有必要批评得多激烈。提到这些人“不接地气”，不大可能真正帮助改善到底层人的生活，他也就是摇摇头。
入行已经20年的老师斯坦利，则永远满脸笑容，充满希望，休想从他嘴里听到一个不开心的词语。“怒气只会体现人的虚弱无能”，他告诉我，他可以一个人回家去沮丧，但绝不能影响别人。
初时，我以为这是每个人的性格差异，渐渐又觉得，也许更是非裔所面对的情势使然。
时间长了，也许是被我各种分外不客气的“傻老外之问”给冲击的，亚当渐渐愿意跟我多聊一点点别处听不到的话。比较难忘的是，以前遇到的美国人，谈论治安好不好，都是看当地犯罪率；可对亚当来说，亚特兰大是个特别安全的城市，因为这里到处都是黑人。
“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地出入各种公共场所，没有人会大惊小怪。”他曾对完全听蒙了的我解释过，“要是我在一个全是白人的城市，也许大家看见我就会害怕，对不对？虽然大家都说黑人区里治安不好，枪击案多，可黑人枪击都是冤有头、债有主的，我不去惹事就很安全——你想想，美国枪击案那么多，你听说过有哪件是黑人对电影院、教堂或者酒吧里不认识的人射击的吗？”
另一些时候，这种与主流社会的差异会被无视。某些天，他们言行举止都会努力地靠近一个似乎是有某种标准的形象——那通常是有面试或者业界前辈来教室参观的时候——同学们个个都谈吐大方，用词典雅，穿着正装，身上散发出香水味儿，尽力不让平时那个拖着双肩包、坐在教室后排被一个网络表情包逗得咯咯笑的自己破壳而出。
这种努力常常以失败告终。但负面情绪是没有的。新的一天，又精神百倍地告诉学生：“当然能找到工作——只要编程编得够好。”
来美后我学了好几次民权运动的历史，每每总是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就止住了。我知道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美国陆军护送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央中学就读，也知道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下令动用武力把拦在大学门口不让黑人学生进入的阿拉巴马州州长挪开，然后，一切好像就都已经迎刃而解。
但那天，我听到助教和几个黑人学生直白地在谈论“黑人大学”和“白人大学”，很稀奇地又发问：“现在美国还分‘黑人大学’和‘白人大学’？”
这几个人被我问得面面相觑。
最后还是亚当回答了我：“是的，民权运动之前那些专为黑人学生开办的高校，现在的主要生源依然是非裔。”
当然，谁都可以申请任何大学。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学院里，大多数的学生都是黑人；而非裔的小孩，也多半会去这些学院上大学。
“非裔为什么不去最好的大学里读书？” 我差点这样问他，还好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太“何不食肉糜”了一点。
一旦意识到某些点，就会发现生活中处处有提示。答案早就在那里：校园里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但鲜见本地非裔，饭堂大妈和清洁大叔都是黑人，每天晚高峰、每次大型活动结束后的人流黑人向南，白人向北……
亚特兰大被称为“黑人之都”，学校里也新塑了第一位非裔学生的铜像。可黑人聚居区还是跨不过北方大道。
以非裔社群为主角的电视剧《亚特兰大》中，女主角也问过男主：“你知道普林斯顿大学很‘白’，可还是去了那里，是吧？”他们的女儿到了读学前班的年纪，老师说，转学去私立学校吧，这社区的小学没有足够的师资和教学资源，令爱聪明得就像一只足以推开屠宰场栅栏的小牛崽，让她在这儿待下去会毁了她。
可他们还是犹豫。既因为没钱，也担忧女儿会成为班上唯一的黑人。
4
也许是因为与斯坦利与亚当的相处经历，也许是因为我学过新闻，我没有同许多在美国的华人那样对抗议活动本身感到恐惧。
只要抗议的问题是真的存在，在这个社会中，不平则鸣也是迟早的事。
事实上，不平之声也不是这个时代才开始的。我后来才知道，早在1939年，《乱世佳人》在亚特兰大首映的时候，就已经有人为这部电影中的黑人形象抗议：如果你面对的是鞭子，那你当然会温驯。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声势高涨之时，亚特兰大的石山被刻上南北战争时维护奴隶制的领导人杰斐逊·戴维斯、罗伯特·李和斯·杰克逊的浮雕像，非裔社群反对之声也已经不少。
可是，那时候，谁会去听他们的呢。
亚当毕业于亚特兰大的莫尔豪斯学院，这几乎是“黑人高校”中最顶尖的一所了，校友包括马丁·路德·金、斯派克·李等。学校的录取率大约在七成，毕业率只有五成左右。
他本科学过物理，也学过数学，但“学得不好”，所以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再学编程，可这也只让他找到了这份时薪13美元、每个星期工作10小时的兼职。
“在亚特兰大要租一居室公寓，平均都要1000美元吧？当助教，一个月赚500美元出头，只够补贴房租的一半。我还兼着另一份工，时间比这长一点，但赚的钱也就刚刚够支付生活开销。
“每个月快到月底那几天，我就特别紧张，生怕自己出点事——会不会生一场病，耽误太久的工作？会不会突然丢了其中一份工作？任何一份工作，只要有一个星期拿不到薪水，我那个月的房租就可能出问题，而欠缴房租是可能会被房东告上法庭的。我是黑人，很可能因为类似欠缴房租这样的错误，留下被捕记录或者不好的信用记录，这样的话，以后就很难找到工作了。找不到工作，生活就很难回到正轨，多几件事撞一块，也许有天你会在街上发现某个流浪汉是我。”
黑人社区里多得是前车之鉴。
这些都是我很久之后才意识到的。它们就像是生活里一些不经意的碎片。社会新闻里，形迹可疑被警察击毙但最后确认无辜的黑人青年，在纽约自己的公寓里吃着冰淇凌看电视时被走错门的住楼上的女邻居击毙的精英阶层非裔男青年，在公园烧烤时因为旁边有黑人觉得太可怕而报警的白人；在我英语老师所住的白人中产阶级社区里买房、但出门散步时因为太惹眼被同小区居民给报了警的非裔中年；我甚至看到了一篇出自美籍华人之手的文章，描述自己的非裔丈夫报警寻求帮助时，被闻讯而来的警察不由分说地按倒了，而去他们店铺里挑事的白人则扬长而去。
“法律可以限定人的行为，但是管不了人心中的刻薄。”这是亚当被我追着问“黑人的法律地位已经和白人完全平等了，为什么几十年后隔阂还这么大”时给出的回答。
结束了编程班的学习之后，我在学校语言班教学生写论文的素材库里看到了一个《大西洋月刊》制作的关于监狱的视频，里面有一组数据是，从1978年至1990年，一个14岁的白人孩子家长坐牢的几率从2.4%涨到了4.2%， 而对同时期同龄的黑人孩童来说，家中父母有人入狱的几率从15.2%升到了28.4%。
“这监禁率是如此之高，如此集中于特定人群，以至于我们不再是在关押独立的人犯，而是在监禁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视频的旁白说道。
像亚当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大概率不会如此倒霉。如果没有遇上太大的变故，他也许会像永远乐乐呵呵、没有半个“不”字的老师斯坦利那样，过上安定的生活。
斯坦利是出生在弗吉尼亚一处农场上的乡下孩子，考上大学后到亚特兰大读商科，在学校里第一次见到了电脑。
那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学校里的老师告诉斯坦利，学懂计算机，就抓住了未来。
他开始学习编程。本科毕业，虽然拿的是商学院的学位，但他在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PS）找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在这一行一干就是20年。
如今，斯坦利过上了中产阶段的生活，把父母都从老家接到了大城市亚特兰大。在做工程师之余，他还能兼一份教编程的差，也能有余力给像亚当这样的年轻人匀一点网站开发的私活干干。
我有时候想，幸亏误打误撞地在亚特兰大读了一个编程班，才有机会遇到这些还愿意奋斗成为中产的黑人，看到他们背负那些沉重的、随时能把自己拽回底层的包袱，走出艰辛的每一步。
那真是一种微妙而难以解释的处境。我不能说他们过得不幸福，一个像斯坦利这样的农家小孩，考上的只是社区学院，也能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机会接触到计算机；哪怕每个月都掐着日子算钱的亚当，也能用上苹果电脑（虽然是二手的）；只是，身为美国人，与那些肤色更浅的族群相比，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会面对更多的高墙。
这些墙是如此清晰，以至于非裔社群中的许多人努力过也被绊倒在地，更多人可能仰头看一眼那高墙就放弃了跨越的尝试；这些墙看起来是又如此透明，以至于那些多少享受着特权的族群，虽然也和非裔生活在同一个紧密相连的社会中，却似乎几乎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它。
5
上世纪50年代末，亚特兰大的富人已经陆续搬出中城，奔向更远、更北的郊区，住上了藏于密林中的更宽敞的别墅。中城的大宅纷纷被改建成适合新兴上班族的小公寓，而北方大道，由于当了多年“生人勿近”的分界线，也一日比一日混乱。到上世纪80年代，昔日的郊游路边已经聚集起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罪案频发，不过数公里的路两旁，有三所精神卫生的救助机构。
中城社区的复兴是这个世纪的新事：旧有的痼疾被政府和公益组织下力气整顿，而郊区长大的新一代开始着迷于便利的城市生活。
我搬进这儿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被隔成四五间一居室的复古木头豪宅，成年人合抱不过来的参天古树，还有大批白天黑夜在路上跑步遛狗的年轻白人。社区里精细打理的前院里会插着为伯尼·桑德斯选举助威的牌子，1926年建成的、砖结构的前市政厅大楼被改建成了时髦的艺术和美食市场，东边还有以旧铁道改建的、专用于跑步和骑自行车的步道，道旁是涂鸦和各式的艺术装置。
对住在这儿的年轻白人而言，那些与黑人文化相关的元素——篮球、说唱、涂鸦，已经成了某种“酷”的标志。
北方大道已然是一条宽阔的六车道大街，路两旁鲜有行人，流浪汉不再聚集于此，而罪案依然时有发生——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在邮箱里看到一封学校的通报，几乎每起都是潦草的打劫，有时候是持枪的，有时候是持刀的，还有一起的案犯是一个少女和她未成年的弟弟。
如果不是到过了亚特兰大，我是不是也会自然而然地觉得种族歧视已不存在，同时却陷入因为肤色而随意判断一群人的迷思中？
我问过亚当，如果他生活稳定，不再为财务而操心了，他的梦想是什么。
他说，想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点。他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科学技术那么发达，人类却好像还是老做点不入流的事情——比如之前美国，一本正经在每家每户收集“可回收垃圾”，结果“回收”的方式却是把这些都卖给了第三世界国家，祸害当地人的身体健康，这都是在搞什么呢？
这个时候，他又像一个典型的这一代的美国知识青年了。
可他依然还是得给自己找一份正经工作。编程班快结业的时候，我第一次想起来问亚当：“所以你的那份主要的兼职是什么？”
“我？”亚当说，“我是一个厨子啊。烤肉的厨子。”
这位厨子的领英（LinkedIn）页面上写着如下简介：“我是一位充满上进心的全栈工程师，具有出色的职业道德，能胜任充满挑战或是需要协作的各种工作环境。身为一名程序开发人员，我能以团队为导向，也拥有在特定情况下领导整个团队的毅力。凭借我在数学专业方面的学术背景，逻辑思考的能力，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我可以在压力下清晰思考，并在各种认真去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
很多在编程上还蹒跚起步的白人同学还没出编程班就找到了工作，但这位助教始终没有着落。
今年2月，我在学校里见过一次亚当和斯坦利，给他们送去了我回国时买的折扇。看见折扇，斯坦利眼睛发亮：“这就是功夫电影里大侠‘唰’一下就抖开的那种武器？”我说是的，不禁想到以前看过一部纪录片，说功夫片在美国的流行就是从黑人社群开始的，他们可能一辈子没去过中国，但是电影里大侠一脚踢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那种拳打帝国主义者的“爽”，大家都特别能理解。而亚当拿着扇子研究半天，问我：“这扇子一把多少钱？有渠道能大量批发到美国来吗？”
两周以后，疫情抵达了亚特兰大。餐厅和学校，都是第一批被关闭的单位。
我在社交媒体上问过亚当过得怎么样，他没有回复。几个星期后，他发了一条状态说，总的来说，隔离以来，老天待他蛮好。
我没有问他那是什么程度的“好”。
像他这样的人，很可能是不会上街参加抗议的，可我也怕真聊深了，会为自己在这时候能闭门不出而愧怍。
（作者为旅美华人，专栏作家）
黄昉苨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