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是中国模式的缩影。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表明了中国道路的成功，而它们在未来几十年里的表现将更令世界瞩目。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经济特区在其中将提供怎样的经验和带动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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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梦”是从深圳起步的，孙大陟就是其中之一。留学回国后，他选择在深圳一所新兴大学中做科研，这是他第一次踏足深圳。“如果要实现‘美国梦’，我会选择留在美国，但如果是‘中国梦’，我更愿意来深圳。”他说。
脱口秀演员李诞曾经调侃，中国其实有四个一线城市，但为什么总有人说逃离北上广？这会不会是深圳政府引进人才的一种策略？虽然这只是个玩笑，但深圳的年轻、包容、多元确实与众不同。一句“来了就是深圳人”，被认为是深圳城市活力的最佳注解。
从1980年被划为经济特区开始，凭借着这股活力，深圳以近30％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直到2018年，它的GDP超过了一河之隔的香港；2019年，深圳人均GDP突破20万元，位列全国第一。
很多人说，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是中国模式的缩影。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表明了中国道路的成功，而它们在未来几十年里的表现将更令世界瞩目。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经济特区在其中将提供怎样的经验和带动示范效应？
新时代有新使命。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对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出的五个战略定位——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随后，深圳提出“五个率先”重点任务，全面开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征程。为未来发展探路，在创新中求索。
40年，深圳做对了什么
1979年对深圳来说是关键之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一年，邓小平说出了他流传最广的名言之一。
时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把靠近香港的深圳镇作为城市的名字，意味着它从诞生之初就要对标香港，还要对标国际上的一流城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很快响彻了这片热土。
福建、江西等周边省份的人纷纷南下。左右家私有限公司副总裁洪晓山记得，当时来深圳还需要办“边防证”，办手续不方便，但大家都知道“这里能赚钱”。
洪晓山是1993年加入左右家私的，此前他在深圳的一家台资企业工作，这是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说，所有人都铆足了劲儿干活，小作坊式的企业遍地都是，“我们老板当时一个人一天就能做出一件沙发”，而做沙发的原料都得托人从香港背过来。只要法律没有禁止，企业就想尽办法扩大产量、提升效率、开拓市场，这就是当时的深圳。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津逵告诉记者，深圳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最大贡献，不只是对外开放，而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对外开放，这让创新、市场等概念深入人心。
在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看来，华为的成长，得益于深圳这方创新创业的热土。上世纪80年代，深圳出台全国首个《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鼓励高科技人员以技术专利、管理等要素入股，任正非凭此创办了华为。
万科创始人王石倒卖玉米赚钱的故事更为人所熟知。他在自传中写道：1983年，当我从广州踏上开往深圳列车的那一刻，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儿涌了上来，手心汗津津的。
靠着倒卖玉米，王石赚了3.9万元。当他骑着自行车奔向码头交货收钱时，还特意在自行车后面装了两个结实的塑料袋，就是为了卸货后直接装钱。但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给了他一张银行转账支票。这张支票成就了王石的第一桶金，也让他知道了财务对生意的重要性。
类似这样的案例在经济特区设立之初有很多。回顾头40年的发展，很多人会问：深圳做对了什么？学者的答案高度相似：创新。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等在深圳形成，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
只有这里才能“成就”
即使是在两位数增长的阶段，对中国乃至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都不乏质疑。因为许多奇迹的创造，不能依据西方经济学作出解释。1994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中写道：亚洲的成长是靠流汗，而非灵感。这种“汗水成长模式”面临天然的局限：就业率不可能一直提高，资本积累终将遭遇收益递减，“他们的发展会慢下来”。
但克鲁格曼只预见了开头却无法看到结尾。近些年，对高质量发展之路的求索，让中国早就突破了“汗水成长模式”。在这一进程中，深圳等经济特区同样是先行者，由代工基地到高科技创新创业的摇篮……不仅实现产业链由低端向中高端迁移，而且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试验田与先行者。
目前，世界上一半的电子制造能力基于中国，而中国的大部分产能集中在珠三角区域。硅谷的很多创业者说过，中国的优势不仅仅是规模，还有产品的多样性和成熟度。即使是硅谷也无法媲美珠三角的硬件创新速度，以及它在规模和效率上的独特融合。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技术巨头都在中国生产设备。
孙大陟已经感受到深圳的变化，如果仍是过去的“纯代工”，这座城市对他是毫无吸引力的，自由的科研环境、完备的产业基础和城市的创新活力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回国后，他加入南方科技大学，做高分子材料和纳米材料研发工作。他说，深圳正在转型，高质量发展已融入城市的方方面面。
比如南方科技大学旁边原本有一片工业园区，园区里的企业从事玩具、设备仪器等低端的产品加工制造。两年多前，政府决心腾笼换鸟，将这块地给了学校，筹建一批高端技术联合实验室。
而企业在这方面的行动一点也不落后于人，“他们在频繁寻求和我们的合作”，孙大陟说，现在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待一两家企业，他们希望自己的技术和产品能升级。
“过去很多企业不重视研发，因为他有订单、有设备就能做生意，但是现在低端加工不行了，利润越来越低，倒逼大家去升级产业。”在深圳，孙大陟真切感受到产学研融合的紧密程度。
2014年，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深圳拜访大疆创始人汪滔，他问了汪滔三个问题。“你在成长中，香港科技大学为你做了什么？”“你在创业中，深圳为你做了什么？”“假如香港具备了深圳的现有条件，大疆公司可不可能迁往香港？”
对于第三个问题，汪滔的回答是，大疆只设计，不生产，大疆的每一个螺丝钉都是外包的，而全球最好的产业链分工在深圳，最优秀的工程师在深圳。言下之意，只有深圳能成就大疆，大疆也只能留在深圳。
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发展的新阶段，矛盾可能变化，但困难却不会减少。同其他城市一样，深圳也在遭遇“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
2018年，华为将部分产业转移到东莞。彼时，有记者向任正非提问，“您觉得深圳未来的危机在哪里？”任正非说，“（制造业）会分散，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制造业的外迁是把双刃剑，转型成功与否和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站在特区40年的节点上，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全文12次提及“开放”，28次提及“创新”。
意见出台后，深圳的回应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紧抓住“港澳”和“市场”两大关键环节，全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深圳将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港澳规则衔接、前海新一轮改革开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视同境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等湾区重点任务取得重要突破和积极成效。
同时以大湾区企业和居民需求为出发点，充分征集深港澳各方反应最强烈、最集中和迫切需要推动解决的规则衔接障碍，聚焦在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科技创新合作、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司法领域合作、港澳居民在深就业生活便利化、民生领域合作等方面先行先试，初步提出深港澳规则相互衔接政策措施71条等。
深圳坚信改革开放的力量。李津逵认为，“对外开放是中国最大的内需”。他说：“如果一些国家要封闭，我们就应该更开放。”
任正非此前也撰文指出，人类社会正处于新理论、新技术再一次爆发的前夜。发展潜力巨大，但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他说，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但开放创新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