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广场，南昌市书院小学学生向革命先辈的塑像敬献花篮（2019年4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新华社记者丁海涛/摄
75年前，中华民族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苦斗，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凝聚升华，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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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不仅是河山光复，更是精神重塑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5000多年，中国人民以非凡的创造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1840年以后，由于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饱经沧桑磨难，中国人民遭受深重苦难。这种苦难，不仅是指被迫割地赔款，也包括民族精神的呈现状态遭到严重侵蚀，浑浑噩噩、萎靡不振、一盘散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2007年12月，在上海的一座写字楼里，笔者拜访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先生，话题是他1997年拍摄的电影《鸦片战争》。当年已84岁高龄的谢导思路清晰，但说话有些絮叨，表达也有些跳跃，加上南方口音，我听起来颇为吃力。但当我请教选《鸦片战争》这个题材最初是怎么考虑的时候，他突然变得特别清晰利索起来，说了一句至今让我难忘的话：只有一个民族真正站起来的时候，才能勇敢面对曾经跪着的历史。
这是他要拍《鸦片战争》的初衷。也许“跪着”这个词有些人难以接受，但我理解谢晋先生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如何正确认识我们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和屈辱，特别是精神上受到的摧残。
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那些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常常让人不忍直视，让人痛彻肺腑。在这种痛苦的深渊中，很多人的精神经受不住煎熬，变得极度衰弱和麻木。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跟在侵略者后面的，是为了几个脚钱而卖力推着小车送辎重的中国人。侵略者攻陷北京，达官贵人“相率户前挂某某国顺民旗”，“鼓乐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很多普通市民则站在街道两边袖手旁观。这样的精神状态，被心怀觊觎的日本军国主义窥视得清清楚楚。曾在中国留学过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支那论》中以极其恶毒的语言写道：“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被称为日军第一智囊的石原莞尔1920年4月到1921年5月被派到中国，考察湖北、湖南、四川、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他轻蔑地认为，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压民众，官民对立；若外国入侵，民众不会支持政府。”当石原莞尔从武汉码头归国时，改变了他的“联华抗欧”战略，而变为“吞华抗欧”——吞并中国，利用中国的丰富资源，做强日本，然后与西方争霸。
但是，在中华民族的基因里，始终澎湃着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取义成仁、不畏强暴的巨大能量，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种能量，在面对民族巨大危机的时候，总是能够被唤醒，能够迸发出无敌的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尽管历经磨难却始终傲然屹立的精神密码。抗日战争，就成为唤起全民族精神觉醒的历史契机。
日本对中国的持续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苦难史上最痛苦最黑暗的一页，日本反动统治者一次次侵略中国，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1900年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北京，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1914年侵占青岛，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
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日本全面侵华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顶峰，激起中华民族空前深刻的民族觉醒和空前顽强的反抗意志。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如郭沫若在《凤凰涅槃》里描绘的那样：“昕潮涨了，昕潮涨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生潮涨了，生潮涨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抗日战争如同一座炼炉，淬炼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熔铸出伟大的抗战精神，实现了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
我们今天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尤其要深刻领会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昂扬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全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对中国人来说，不论身在何处，不论何种身份，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说：“亡国的危险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即使过去有着怎样的深仇积怨，便算是杀父之仇罢，在这大难当前的日子，也不应再记往日的仇恨，而唯有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的原则下和衷共济，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才是出路。”全体中华儿女在抗日的旗帜下凝聚起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人格特征，是抗战精神的精髓。面对日本法西斯疯狂的侵略气焰和残暴行径，无数中华儿女表现出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彰显了无比高贵的人格光辉。“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殉国将领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中华民族奋起抗争、大义凛然，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谱写了激昂慷慨的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胜利交响曲。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这种气概就如当年《大公报》一篇文章所描述的那样：“今天的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为了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能达到。”在冀南抗日根据地，有一份报纸，叫《人山报》，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冀南是大平原，没有山地做依托，敌人有机动优势，能不能坚持游击战，建设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回答是：能！没有自然的山，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是人山，这个山比任何山都更坚实、更可靠。抗日战争是异常惨烈的，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也是无比巨大的，但在14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战争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武器和军队的对抗，而更是意志、精神与信念的较量。有没有必胜的信念，有没有战斗到底的意志，往往决定着战争的最终结果。就如毛泽东所概括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表现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不屈服，不自弃，不怨尤，以毅力、智慧和牺牲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抗战精神的主要缔造者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是伟大抗战精神的主要缔造者。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最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提出“为免事态扩大，绝对不抵抗”，危难关头，是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发出抗战的呐喊。“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中共中央9月20日、22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可以说，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发挥了激发中国人民爱国意识与抗战意志的关键作用。
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但在战争之初，中国军队从华北到淞沪各个战场接连失利，相当多的国民党高官，包括汪精卫的亲信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人，也包括蒋介石的亲信顾祝同、陈立夫、陈布雷等人，还有知名学者胡适、张君劢等，时常相聚南京西流湾8号一幢花园洋房的大地下室里，讨论抗战的前途。其中不少人都对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周佛海甚至宣称：中国现如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亡国论”的阴影困扰着许多人。确实，如果单看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军力，日本占据绝对优势。1937年，不到1亿人口的日本工业总产值达60亿美元，而超过4亿人口的中国不足14亿美元。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战舰52422吨，而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中国的生产能力均为零。
抗战有没有前途？中国能不能坚持？最后的胜利属不属于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展现出坚定的必胜信念，并用这个信念鼓舞起全国人民的斗志。1937年10月，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我们将决不允许悲观主义或失败主义的情绪在中国滋长。我们将承认持久战的事实，为了最后的胜利而坚持不懈地、无所畏惧地创造条件。”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分析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揭示了侵略者必然失败的本质，提出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总体战略设想，正确预测了抗日战争的进程，深刻阐述了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的依据。《论持久战》是中华民族顽强意志和必胜信念的高度凝聚，为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宝贵精神基石。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对胜利充满信心，更明确认识到通往胜利的道路该怎样走。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侮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只要坚持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把辽阔的中国大地变成处处是堡垒、时时可杀敌的战场，任何侵略者都将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战斗在抗战的最前线，以自己大无畏的率先牺牲激发起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斗志。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都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在敌伪重重包围中坚持下来、壮大起来。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岛，封锁了海岛与外界的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几乎与外界隔绝、外无援助、内无弹药补给的困难条件下，坚持与日伪军斗争，到抗战胜利时，琼崖纵队从开始时的300多人发展到7000多人，解放了海南岛过半的土地。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烈士在家书中这样表达自己的决心：“国事如此，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民族”，“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解放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英勇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民主人士李公朴抗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前往华北抗日前线，把自己看到的共产党、八路军的情况撰写成《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里面真实记录了很多共产党人是怎样为理想而奋斗和牺牲的事迹。他写道：“在这一个学校里武装了的人们，也武装起他们的头脑，成为最前进的，民族解放的战士，他们不仅在实际上担负起民族革命的神圣的战斗任务，而且在他们的头脑里还有着伟大而正确的理想，有着一个光辉灿烂的光明的前途！”“在子弟兵团中党员才占三分之一，但是在战斗中牺牲的，共产党员却占十分之六。”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美国记者白修德对比了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后写道：“至今为止，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威权。” 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给其上级的报告中指出：“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众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他预言：“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
所有这一切，就是毛泽东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所指出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价更大”的深刻历史背景。
迎难而上，敢于斗争，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斗争精神。”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必须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必须善于学习，勇于创造，不断增强斗争本领。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奋勇搏击、迎难而上。
要坚持正确斗争方向。共产党人从来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而斗争。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紧紧围绕“抗日救亡”“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这个大方向。我们今天的斗争方向，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五个挑战”，即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不退缩，直至取得胜利。
要保持斗争定力。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有胜利也有挫折，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最艰苦的1941年1942年，是最考验斗争定力的时候。当时“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没有动摇，没有退缩，咬牙坚持下来，为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我们今天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虽然不至于像当年那样缺衣少食，但各种重大斗争考验不会少，面对大是大非敢不敢亮剑、面对矛盾敢不敢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不敢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不敢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不敢坚决斗争，能不能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冲在斗争最前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斗争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就是对斗争定力的重大考验。
要讲求斗争策略。斗争是一门艺术，在前进的征途上，既要勇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特别重视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总是能够根据斗争对象、斗争形势、斗争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斗争方式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抓住斗争的主要对象也即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抓住斗争的主要任务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在斗争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
在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考验甚至惊涛骇浪都难以避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个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百余年争取独立自由、实现民族解放创造凝结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传承和弘扬这份财富，将指引我们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历史必将证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是不可阻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