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一系列新技术亮相：5G站点、机器人服务、无人驾驶……
这不光是科技的新图景，更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服贸会上，中国数字经济怎么发展、怎么管，成为专家热议的话题。
中国数字经济具有比较优势，数字贸易尚有较大潜力
发展数字经济，中国是否有优势、优势是什么？
在中外金融机构高端对话FIN-TALK论坛上，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从不同经济形态的不同生产要素入手抽丝剥茧，试图分析数字经济形态下，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
“数字经济最为关键和活跃的要素是数据。”朱光耀指出，认识到数据是数字经济最关键的要素之一，我们就可以分析得出，在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所处的地位和需要努力加以推进的关键要点。
说到比较优势，最关键的就是在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经过多年发展，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不断提高。“我们在全球拥有最快捷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而产生了巨量的物流；我们拥有目前单一国别以通讯基站为代表的在全球覆盖率最高的通讯基础设施，进而产生了巨量的信息流；我们有广泛的电子支付，产生了巨大的数据流。”“物流、信息流、数据流，是最宝贵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的比较优势。”朱光耀说。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则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的三大动因：市场牵引、技术驱动和制度保障。他认为，这3个动因分别对应了3个国家：中国、美国和英国。李扬说，中国人多，薄利多销。基于这样背景下发展出来的金融科技可能技术含金量不够、制度保障有一定缺陷，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制度来全面改造金融业，才能拥有真正强大的金融业。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指出，数字贸易是中国经济进入“双循环”时代后，服务贸易高质量开放的亮点。然而目前，中国经济的数字贸易在全球的比例仅为4.5%，和我国数字经济贸易发展体量不相匹配。这是未来发展的潜力。
支持数字经济形态发展需要何种基本政策框架
应如何把握好中国数字经济的潜力？朱光耀指出，基本政策框架中，有3个要素不可或缺。
一是数据的安全和数据的自由流动。纵观世界，只有欧盟制定了数据隐私保护条例，从2018年开始在欧盟地区实施。美国号称是数字第一大国，也只在加利福尼亚州实施了隐私保护条例。目前，被全球接受的关于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的规则还未制定。这是未来最为重要的政策基础设施。“我们应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指示，抓住机遇，制定、完善中国的数据保护和隐私保护的有关规则。”朱光耀说。
他同时指出，在此基础上，应该全面参与世界关于数字经济特别是数据安全和保护的有关规则的制定，发出我们的声音，发挥我们的作用，提出我们的建设性方案。“要特别警惕一些人提出所谓的清洁网络的计划，实际上是在分裂全球互联网，是倒行逆施。”
二是数字税收。数字经济具有鲜明特点。数字税收的问题，G20已作出关于国际税收的政策部署，但进程受到美国单边保护主义的干扰。朱光耀呼吁，希望根据G20授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数字税收作出政策建议，各国可以在此框架下进行实施。
三是数字货币。作为宏观经济框架的支柱之一，数字货币是任何一个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研究的问题。朱光耀认为，要在多边框架下，对数字经济进行研究。“我们要尽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朱光耀说。
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打造数字贸易乃至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同准则？“这具有挑战性，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考验我们的智慧。”李稻葵呼吁，就公众广泛关心的公平税收、隐私等公众议题，同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沟通探讨、形成准则和合作格局。
如何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在本届服贸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通信成本的大幅下降，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增长。有机构预估，数字经济在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已经达到22%左右。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科技，过去在经贸活动中只是锦上添花，未来却可能必不可少。”在9月5日举行的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上，腾讯首席运营官任宇昕说，“疫情常态化，客观上加快了人类活动向数字化世界的进展。这让数字技术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贸易正在引领全球贸易的升级迭代。贸易方式与贸易对象的数字化，逐渐成为新趋势。”
“在当下，任何东西沾上数字两个字，身价就水涨船高。数字医疗、数字教育、数字支付……你能想象的，都能数字化。这样的情况让人想起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任何上市公司在名称前面加上‘e’或在结尾加上‘.com’，都会引人注目。”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的发言，既指出数字经济当前的热潮，又揭示了其中暗含的风险。
李律仁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当大部分人一窝蜂做一件事的时候，很可能已经达到高峰或者高峰已过，相关红利可能消退。“我们没法承受数字经济的崩溃，所以必须谨慎评估其中的风险，做好谨慎的防御。”
具体说来，如何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李律仁介绍说，在这方面，香港有一些经验可以参考。
“香港金融监管并非着眼于‘不准’，而是着眼于能够适当帮助做什么。”他说，香港于2016年设立监管沙盒，让金融机构在受控的环境下，收集关于金融科技产品的信息、实际数据和用户意见，以便对其构思的金融产品服务进行改善。另一个监管与市场发展并重的例子是新经济公司上市的制度改革。2014年起，港交所就“同股不同权”收集业界意见，辩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就是投资者保障。2018年，港交所改变上市制度，允许尚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和采用不同投票架构的新经济公司来香港上市。
9月7日，阿里巴巴和小米集团两只“新经济”股被纳入恒生指数，分别占比5%及3%，“新经济”权重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