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学家拉尔斯·菲尔德：德国应避免因国防开支陷入债务困境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马子倩 记者 贾晓静）美国副总统万斯夫妇日前访问丹麦海外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强烈不满。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实施的对外政策，极大冲击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稳定性，也引发了欧洲国家的巨大担忧。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近日报道称，“特朗普效应”迫使欧洲“自谋生路”。这篇报道将关注重点放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自主，并将其视作对特朗普考虑放弃美国对北约领导权的回应。

保留财政空间是德国供给侧改革重要一环

特朗普在其上一总统任期内就曾多次批评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国防开支“不达标”，并以美国退出北约相要挟。根据德国政府今年1月公开的信息，德国2024年军费可用资金达908亿欧元，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2.1%，达到了北约设定的2%的目标。虽然这远低于特朗普提出的5%的新目标，却是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国防开支占比首次达到2%。

德国在国防开支的步伐似乎有越迈越大的趋势。3月22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正式签署《基本法》修正案，为德国候任总理默茨3月4日抛出的一项历史性支出改革计划扫清执行前最后一道障碍。这项巨额财政计划将为国防、基础设施和气候投资提供数千亿欧元资金。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德国国防支出和某些安全政策支出超过一定金额时，将免受“债务刹车”机制的影响。

所谓“债务刹车”机制，是2009年写入德国《基本法》的财政规则，旨在避免政府过度借贷，并将政府的结构性赤字率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0.35%。德国有评论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公共投资能力。有分析人士认为，德国财政政策的最新变化，标志着德国战后经济正统主义的终结，也加速了德国摆脱二战后数十年来军事克制趋势的步伐。

“对当前政策，我保持谨慎态度，特别是在国防支出方面。作为公共产品，国防支出应由联邦政府承担，政府需确保具备资金支付能力，避免陷入债务困境，应主要依靠现有税收支付。”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弗莱堡欧肯研究所所长拉尔斯·菲尔德近日在北京表示，“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下可能允许债务融资，但目前德国尚无战争发生”。

菲尔德是2009年德国“债务刹车”机制的设计者之一。他表示，自己曾批评过从“债务刹车”中获取资金的想法，原因在于难以准确界定何为优质投资、何为非优质投资。“普通人可能认为建设街道、学校或医院等建筑即为基础设施，但根据德国法律，对私人企业的补贴或向社会保障的投资亦被视为基础设施建设。”菲尔德说。

菲尔德认为，德国必须保留一定财政空间，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深层次的债务问题。在他看来，这也是未来德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

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新机遇

在谈及德国国防开支时，菲尔德联系到了当下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及前期的科学技术进步，包括数字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安全问题及国防需求紧密相连。”在菲尔德看来，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领先的国家均成功地将人工智能产业与国防工业紧密结合。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德国提供了扩大国防投资的新机遇，“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专利成果，但尚不确定德国政府是否会倡导这种结合”。

菲尔德重点提到人工智能领域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也呼应了他参与主编、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的未来：来自德国学术界的回答》书中对“经济教育”的关注。

菲尔德认为，近年来，受俄乌冲突、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冲击，德国经济陷入了停滞。展望未来，解决之道在于平衡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干预与秩序自由主义的长期规则，推进供给侧改革，降低监管复杂性、调整税制并优化能源政策，同时通过碳定价实现气候目标。

德国经济学界论战议题与中国相关

今年3月底，菲尔德作为外方代表，来华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也带来了自己参与编辑的新书《经济学的未来：来自德国学术界的回答》。该书的缘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胡琨去年在德国弗莱堡欧肯研究所访学期间关注到，德国经济学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次方法论之争。

胡琨研究“秩序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已有十几年时间。秩序自由主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就经济思想而言，它是一种基于规则的思维方式，研究规则对经济结果的影响、规则如何出现及其内生性问题。就经济理论和政策而言，放开市场、保护私有财产和合同自由是其主张的主要内容。

受秩序自由主义影响，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的框架，主张国家尽可能不干预经济过程，确保市场充分竞争是经济政策的核心任务，成就了所谓“德国经济奇迹”。但随着强调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兴起，由此主导的主流经济学影响日增，秩序自由主义在德国的空间不断被挤压。冲突在2009年爆发，并由此引发了德国经济学界的一场持续数月的论战。论战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书中一篇发布于2009年、题为《经济学何去何从》的文章中提到，稍加思索就会发现，两种方法论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并不存在”。事实上，宏观思维仍是经济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仅依靠单一经济分析，无法解答关于最佳政策框架、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适当形式等问题。

在胡琨看来，这场论战涉及数学应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对立，以及经济理念与政策导向的分歧等议题。这些议题与中国均存在相关性，且相关讨论关乎经济学发展的未来。于是，他联合菲尔德、欧肯研究所经济思想研究组主任丹尼尔·尼恩提特等人，选辑了一批学术文献，记录了21世纪初以来关于秩序自由主义的若干讨论，力求全面梳理这场争论的历史背景、演进脉络与核心议题，借此为中国读者提供理解经济理论变迁与制度实践参照框架的想法。

中国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提出，经济学应避免走向“政府包办一切”或“市场万能”的极端化倾向，强调政府与市场需要界定合理边界。他呼吁中国经济学界重视价格市场化改革，在市场化改革中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结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