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与红嘴鸥40年相守记
红嘴鸥振翅的幅度从未改变，改变的是它们翼下的高原城市——昆明。
今年冬季，约4万只红嘴鸥再次如约而至，盘旋在翠湖、滇池上空。“欢迎回家”——这句昆明人说了40年的问候，依然如初。
一切始于1985年的那个冬天，当第一批红嘴鸥飞抵昆明，那时没人预见，这场偶然的相遇将延绵40年，演化成一段人鸥相守的佳话。
如今，到昆明越冬的红嘴鸥从1985年的几千只到稳定至4万只左右。昆明成为国内唯一一个红嘴鸥定期、长期、大量栖居的城市。“人鸥同嬉”作为昆明旅游项目之一，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那么，昆明是如何为这群远方的精灵，在高原上打造了一个值得信赖、值得每年飞越千山万水归来的家园？对此，记者日前进行了探访。
红嘴鸥年度往返，成为衡量昆明生态环境的“活指标”
“昆明用两代人的时间，通过持续的保护和生态修复，成功将一个意外到来的候鸟群体，转变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瞿明安说。这位人类学者曾历时5年，对昆明滇池周边33个红嘴鸥栖息地开展过500多次实地考察。在他看来，红嘴鸥是推动昆明走向更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的外部动力之一。
1985年11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数千只从未在昆明市区出现过的红嘴鸥，盘旋在盘龙江南太桥至双龙桥一带。最初它们只敢在江心或稍远的空域低飞，警惕地观察着这个陌生的城市；偶尔突然集体俯冲，快速掠过水面，却不敢停留，仿佛在测试人类的反应。江边的人们停下脚步，指指点点，脸上写满惊奇。慢慢的，一些胆大的人小心翼翼地将掰碎的馒头、米饭、饵块扔向江边浅滩，然后迅速后退几步。终于，饥饿难耐的红嘴鸥开始试探性地啄食漂浮在水面上的食物碎屑，它们开始降低飞行高度，在离人更近的水面短暂停留，抢食食物，鸣叫声也从警惕变成急促和期待。人们备受鼓舞，投喂的人越来越多，投喂的距离也越缩越短。随后几天，红嘴鸥就从盘龙江扩散到翠湖等所有城区水域。
红嘴鸥首次抵达昆明时，这座城市与它的“母亲湖”滇池，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彼时的滇池，正深陷于20世纪“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抽水灌溉、70年代游泳痛快、80年代水质变坏、90年代风光不再”的困境。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让这颗“高原明珠”一度成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
滇池因污染导致鱼、虾等食物锐减，饥饿的红嘴鸥不得不飞进昆明城区。对人类的试探，本质上是它们在为生存寻找一线希望。
当时的人们没有太多“生态保护”的概念，投喂是一种本能的善意。而正是这种毫无功利心的举动，建立了人鸥之间最原始的信任。很快，市民自发的投喂行为，上升为城市的制度保护，并在未来40年里，彻底重塑了昆明与自然的关系。
就在红嘴鸥首次大规模进入昆明城区后不久，1985年12月12日，昆明市政府便发布了保护通告；1986年，云南省政府拨出首笔红嘴鸥专项保护资金3万元，由环保部门安排专人定点投喂。此后，保护经费逐年增加；因为红嘴鸥，昆明成为了国内最早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城市之一。2003年、2004年、2020年，昆明没有因非典型肺炎、高致病性禽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驱逐和猎杀红嘴鸥，而是坚持投喂保护红嘴鸥；2023年，《昆明市文明观赏红嘴鸥规定》实施，这一共7条、约470字的地方性法规，是昆明市首部、全国第二例单一物种保护“小切口”立法。
更重要的是，红嘴鸥让昆明将生态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规划中。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昆明发起了一场“高原明珠保卫战”。治理思路从最初的控制点源污染，演进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同时持续推进滇池流域生态修复，昆明持续实施滇池湖滨“四退三还一护”，即退田、退塘、退房、退人，还湖、还林、还湿地，护水生态工程，以恢复湖滨生态。截至2025年，已建成湖滨生态带6.29万亩，其中包括数十个湿地，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栖息地。目前，滇池周边观测到的鸟类从2012年的96种增加到175种，彩鹮、白眉鸭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植物种类从232种增加到303种。
湿地的扩大和生态的改善，使红嘴鸥的觅食区域从翠湖、盘龙江等城区水域，扩展到整个滇池湖滨区。
“湿地修复需要10年，水质净化需要20年，生态系统的真正恢复需要更久。红嘴鸥的年度往返，成为衡量昆明生态环境的‘活指标’。”瞿明安说。
每一只红嘴鸥都是昆明获得的生态勋章
在官渡区王官湿地，投喂红嘴鸥10余年的志愿者张利云被称为“鸥哥”，他每天清晨7点准时到湿地投喂红嘴鸥，只要一声“啊呜啊呜”呼唤，成百上千只红嘴鸥便会应声而来。
“红嘴鸥专用鸥粮的生产、供应与使用，不仅保障了数万只红嘴鸥的健康生存，也显示了昆明在生态伦理、公共治理与科学精神上的成熟。”张利云说。
在红嘴鸥到来的最初几年，市民的热情投喂以面包、馒头等人类主食为主。然而，科研人员的研究很快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食物无法满足红嘴鸥在长途迁徙后恢复体力、抵御严寒的营养需求。长期食用单一的面食，可能导致红嘴鸥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甚至影响其繁衍能力。
为应对这一问题，云南省发布了红嘴鸥补充饲料地方标准，模拟红嘴鸥在自然状态下摄食鱼虾所获得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严格规定了鸥粮的营养成分与卫生指标，其核心配方包含面粉、玉米粉、豆粕、麦麸、鱼粉、钙磷补充剂等。
鸥粮成为一项科学、规范的生态保障工作。其生产随红嘴鸥的越冬周期动态调整：每年10月底开始生产，越冬高峰期的11月至次年2月日产量可达700-800公斤，次年3月红嘴鸥北迁后逐步停产。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每年统一采购鸥粮，并严格监管市场，确保鸥粮质量。在观鸥点，设有专门的零售点，引导公众科学投喂。仅2024年观鸥季，全市就在62个觅食点投喂超过30吨鸥粮。
“鸥粮是‘人鸥和谐’背后的重要物质支撑。”云南大学多年从事鸟类研究的教授王紫江说。
王紫江是参与鸥粮配方研制的专家之一。在1985年红嘴鸥首次大规模入城时，王紫江便敏锐地展开了研究。他的团队通过环志研究，首次揭示了这群红嘴鸥来自贝加尔湖；通过食性分析，为政府制定科学投喂政策提供了关键依据；他还积极建言，推动了多个红嘴鸥保护区的建立。
他还将目光投向了万里之外的西伯利亚。为完整拼出红嘴鸥的生命周期，2006年，已退休的王紫江组织了一支民间科考队，远赴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的荒原，在红嘴鸥的繁殖地实地观测其种群数量、繁殖习性及生存挑战，首次系统获取了中国科研人员关于这一物种繁殖生态的第一手资料。此次科考，不仅填补了科研空白，也促使保护者以更全球化的视角反思人与候鸟的关系。
这场持续近四十年的双向奔赴，在科学与技术的助力下不断深化。自1986年启动的红嘴鸥环志研究已累计为6000多只红嘴鸥佩戴环志，追踪其迁徙规律；2022年建立的“AI智慧鸟类多元观测系统”，通过无人机、声纹识别和高清摄像机自动监测鸟类群落变化；科研人员通过给红嘴鸥佩戴迷你北斗卫星追踪器，绘制了它们的迁徙路线图——从蒙古国西部、新疆北部，甚至远至贝加尔湖地区，每年飞行数千公里来到昆明。
这份生态投入并不是“负担”，而是成为了产生持续回报的“绿色资本”。如今，观鸥经济已成为昆明文旅产业的一块金字招牌。每年冬季，超百万人次游客前来观鸥，直接带动了昆明交通、住宿、餐饮、文创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
在昆明，市民们用“鸥季”划分年度周期，红嘴鸥的到来和离开，是昆明市民感知季节变化的重要标志。每年的10月底至11月初，当首批红嘴鸥出现在海埂东码头，昆明人便知道冬天正式来临；而次年3月，当它们开始北飞，则意味着已到阳春三月。
“每一只平安抵达、健康越冬的红嘴鸥，都是昆明获得的生态勋章。”王紫江说，昆明对红嘴鸥的集体守护证明，保护野生动物不仅不会阻碍城市发展，反而能创造独特的生态和文化价值。
